民国四大美男

人物生平

出身世家

1883年（清光绪九年）5月4日出生于一位汪姓客商家。

汪精卫原籍是浙江山阴（今浙江绍兴），祖父以上的坟茔都在绍兴。其祖父汪云（1786~1844），字缦卿，号曼亭，系道光二年（1822）举人，曾在绍兴中过举人，后选授遂昌县训导，对当地教育事业颇有贡献。至父亲汪瑎时，举家迁往广东番禺。汪精卫父亲汪瑎（字省斋）是个不得志的读 书人，年轻时先后在广东三水、曲江、英德等县做过幕僚，但薪俸不高，对外却要保持着仕宦人家的体面，生活清苦。汪精卫十三、四岁，父母相继见背，只得跟同父异母的长兄汪兆镛生活，“衣食之费，都仰给于长兄”。幼年失恃，本是很忧伤的事，而“长兄为父，嫂为母”的生涯更增加了这种忧伤。从后来汪精卫的回忆，我们可以看出他心灵的忧伤。“我的母亲提起来，真伤心。我觉得她的一生，只是沉浸在‘忧劳’两个字里。家计的艰难，以及在家族内所受的闲气，如今还一幕一幕的时时涌现在我的眼前。

少年

1922年，汪请温幼菊画了《秋庭晨课图》，他并为此作以下题图：

“右图兆铭儿时依母之状也。其时兆铭九岁，平旦必习字于中庭，母必临视之，日以为常……父以家贫，虽老犹为客于陆丰……有时见母寂，坐有泪痕，心虽戚然不宁，初不解慈母念远远心至苦也。母鸡鸣起，上侍老父，下抚诸弱小，操持家事，米盐琐屑，罔不综核，往往宵分不寐……时见母微叹有声，搜箧得衣，质钱市果馔；及亲友至，则亟语款洽，似无所忧……劬劳太甚，不获终其天年，悲夫！” 

汪精卫通“四书五经”，得中秀才，说话时极注意用温情脉脉的面纱掩盖心中的怨忧，可上述两段话还是透露出父母故后的无限忧伤的心情。极度怀念母亲的语句，似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母亲死后的不如意和艰苦。

汪精卫生活在这种拘束的家庭环境中，欢乐的气氛极少。这种境遇非一日两日，而是年长月远，对汪精卫的性格起着铸造的作用。如此，汪精卫从幼年起就养成了懦弱自卑、优柔寡断的个性特点。 

汪家虽说不富裕或可谓清贫，却是书香门第。祖父汪漫亭是举人，当过遂昌训导；其父汪省斋一生当幕僚；其长兄兆镛中举人，当过乐昌师爷。这样的家庭，儒学的文化气息是比较浓厚的。汪精卫幼年随父母读书，接受传统的封建教育，“在乐昌县从章梅轩学习文史经世之学”。他们一家沿着封建时代读书人的老路向上攀登。 

成年

1902年3月汪精卫参加广州府试得第一名秀才；同科还有二兄和一个侄儿，名列二、三名。一家两代三秀才，可谓“玉峰双秀，珠树三花”。（注：见闻少华《汪精卫传》，第5页。）追求功名，且有所得，当然儒家的文化气息十分浓厚，信仰孔孟子道就很虔诚。儒家思想中既有“仁、智、勇”，如子路的“君子死，冠不免”的坚强的因素；也有“温良恭俭让”、“宽”、“恕”等因素。而从汪的身世及功名途径来看，汪更多地接受“恭”、“恕”等思想的影响。

波折生涯

加入同盟会

1903年官费赴日本留学。

1905年7月谒见孙中山，加入同盟会，参与起草同盟会章程。8月被推为同盟会评议部评议长。后以“精卫”的笔名先后在《民报》上发表《民族的国民》、《论革命之趋势》、《驳革命可以召瓜分说》等一系列文章，宣传三民主义思想，痛斥康有为、梁启超等的保皇谬论，受到孙的好评。

1906年6月毕业后拒绝两广总督岑春煊令其归国服务的要求（日语翻译，每月可得稿酬五、六十元，不仅满足了自己的生活，还可以资助朋友）。1907年初，日本政府迫于清政府的压力，随孙赴南洋筹设同盟会分会，任南洋革命党报《中兴日报》主笔之一，与保皇党的《南洋总汇报》进行论战。

1908年赴缅甸设同盟会仰光分会，3月汪精卫在马来亚的槟城结识了华侨巨富陈耕基的女儿陈璧君。后又参加在新加坡筹设同盟会南洋支部等工作，并筹募革命经费。

1909年10月由南洋至日本，出任《民报》主编，秘密复刊发行《民报》第25－26号。

1910年1月与黄复生等抵达北京，开设守真照相馆，暗中策划刺杀摄政王载沣，事后被捕，判处终生监禁。在狱中起初决心以死报国，赋诗“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一时为人传诵，此后受肃亲王善耆软化，意境为之一变。武昌起义后，由袁世凯开释出狱，任南方民军议和总代表伍廷芳的参赞，暗中秉承袁的意旨，与君主立宪党人杨度等组织国事共济会，鼓吹革命、立宪两派联合拥袁，实现南北统一。12月与李石曾等在天津组设同盟会京津保支部，任支部长，阻拦北方革命党人发动起义。

人格特征

汪精卫死里逃生，幸获自由，出狱后原来的个性特点却更加强了。

一是人的生命毕竟只有一次而已，绝处逢生，难免珍惜第二次生命，害怕得而复失，滋长恋生怕死的情绪，一想到被捕，就出现“莫向燕台回首望，荆榛零落市寒烟”的心境。

二是对清室难免有感恩心理。他曾说：救我命的是肃亲王，我每当回忆这个时候的事，总想到清朝末期的伟大政治家。

三是他仍是一个革命者，拥护孙中山的初衷并没有改变。

于是，他陷入左右为难的处境，出现低沉消极的情绪，诗中出现了“豆萁何苦更相煎”的语句，产生了妥协心理。

革命生涯

谋刺事件后，汪的懦弱自卑、优柔寡断性格有所发展，成为他在以后革命过程中的后制力。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后，汪出狱并结识袁世凯。与杨度组织“国事共济会”，呼吁停战议和。12月，充当南方议和参赞，参与南北和谈，主张孙中山让权，推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袁世

凯统治时期到法国留学。

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前夕，按孙嘱咐代起草临时大总统府就职宣言。后留在孙身边工作，力劝孙让位袁，并参加北上迎袁专使团。汪精卫提出“不做官、不做议员、不嫖、不赌、不纳妾、不吸鸦片”的“六不主义” 陈璧君举办了结婚仪式后，8月携陈璧君一起赴法留学，中间几度返国，皆超然于政治之外。1913年“二次革命”开始后被孙中山急召回国。革命失败后亡命法国。

1914年，孙中山在日本建中华革命党，由此孙中山和黄兴分手。这一事件不仅是悲剧性的，而且是具有转折点意义的，可惜汪精卫没有意识到。

1915年12月，袁世凯称帝后回国参加“三次革命”。1915年《小说海》第一卷刊登了一篇汪精卫署名季新的文章，题目是《红楼梦新评》，汪精卫在这篇文章中提出《红楼梦》的主旨意在“家庭感化”。在此之前，人们读《红楼梦》大抵是用一种王国维先生所谓“考据眼”去读，着重在考证小说中的人物是谁，很少有人从“家庭革命”这个角度去解读它，这篇文章的出现可说是空谷足音，从此红学中关于《红楼梦》的解读就有了一个“家庭感化说”。

1917年回国后参加护法运动。1919年在孙中山领导下，驻上海创办《建设》杂志。

1921年任广东革命政府高等顾问、教育会会长等职。次年任国民党本部参议，参加国民党改组工作。1922年～1923年，孙中山筹备改组中国国民党，汪精卫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

在1924年1月的国民党“一大”上被孙指定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后出任中央宣传部长。11月随孙北上入京，任秘书。

1925年3月孙病危时受命记录孙的遗嘱。孙逝世后以拥护三大政策的“左派”和孙的信徒面目出现。6月26日，由汪精卫持召开了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会上确定了国民党总理的称呼永远留给孙中山，今后国民党采用集体领导的委员会制。会议还决定撤销孙中山生前的大元帅府行政机构，将国民党的最高行政机关改称国民政府。

与蒋争斗

1925年7月1日，国民政府正式成立，汪精卫任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宣传部长等职。7月2日，汪精卫在10万广州军民参加的国民政府成立庆祝仪式上，庄重宣布：“国民政府当前的首要任务是挥师北伐，统一中国”。

1926年1月在国民党“二大”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山舰事件”发生后，被迫辞职，出走法国。汪精卫于1927年2月下旬离开法国，乘火车经苏联归国。在汪精卫途径莫斯科时，斯大林专门接见了这位国民党左派领袖。4月归国，任武汉国民政府主席，一度与叛变革命的蒋介石进行争权斗争。4月5日，汪陈两人一起联名发表了一份《国共两党领袖汪兆铭、陈独秀联合宣言》，4月18日，南京的国民政府成立，蒋介石邀请国民党中的老牌反共分子胡汉民出任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自己任中央军委主席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国民党公开分裂成“汉”“宁”两个政府。7月15日在武汉实行“分共”，与蒋合流，但随后仍一直与蒋明争暗斗，蒋介石和胡汉民均已下野，汪精卫也于9月13日通电下野，12月16日发表了引退政界的声明，和陈璧君一起前往法国。1929年回国后，以“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监委员联席会议”的名义发布命令，对各路“护党救国军”发出委任状和番号。1931年元旦汪精卫在天津发表下野声明，在汪精卫的主持下，于5月28日成立了广州国民政府，否认南京国民政府的合法性。“九一八”事变，完全改变了365足球投注的进程。蒋介石迫于形势，将软禁的胡汉民释放，并派蔡元培、张继携带他写给汪精卫的亲笔信赴广州议和。在南京召开四届一中全会，重组国民政府，广州政府随即取消。历任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委员、行政院院长兼外交部长、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党副总裁等职。

在民主革命的初期，汪精卫是有功绩的。1905年同盟会成立后，他是《民报》的主要撰稿人，写了《民族的国民》等多篇文章驳倒梁启超的保皇谬论，为革命大张舆论。二是在南洋各地发展组织和筹款。三是谋刺摄政王载沣，给满清朝廷震慑不小。四是1920年归队后，做了很多组织和宣传工作，参加中国国民党“一大”筹备工作，1925年随孙中山北上，并成为中山“遗嘱”起草人。

但是，基于他的性格，汪精卫在后来的政治活动中表现出了很严重的妥协性。这是他的致命弱点。

中山先生逝世后，廖、胡、汪都成为领袖人物。廖因左派关系，得不到国民党右翼的支持。胡是民初“四督”之一，又是代帅，跃为国民政府主席，似乎顺理成章；可是他对平定“刘杨叛乱”不力，得不到许崇智的支持，加上平日尖酸刻薄，好骂人，党内恶感颇多，支持率也低。汪精卫在“一大”后支持“三大政策”，为人谦卑圆滑，长于调和，能左右逢源，既得左派支持，又避免右派的敌对，所以被推为广东国民政府的主席。

1926年3月，蒋介石利用“中山舰事件”反共，蒋无视汪的国民政府主席和军委主席的地位，先斩后奏，给汪难堪。汪意识到：“我是国府主席，又是军委主席，介石这样举动，事前一点也不通知我。这不是造反了吗？第二天，汪想叫朱培德、李济深扣留蒋介石，但指挥不动。事后自觉威信受损。五月，以“迁地就医”为名秘密离穗。后来自嘲“责己不责人，所以引咎辞职”。这是一次政治上无能妥协的表现。

在后来的政治斗争中，由于性格软弱，汪精卫一遇不利，动辄托病出洋或住院休息。1927年12月汪在广州，共产党利用时机发动“广州起义”，汪遭到国民党各派指责，于是宣布隐退，悄然出国。1932年7月汪以行政院长名义发表通电，压张学良进兵热河，张不听命。汪与张矛盾加剧，10月请病假赴德就医。

汉奸岁月

“九·一八”事变之后，汪找到了与蒋合作的机会。1932年1月28日在汪行政院院长履新之日，上海爆发了“一·二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肇事挑衅，给汪精卫一个下马威。

十九路军奋起抵抗，全国人民万众一心，同仇敌忾。民心可用，士气高涨。

而汪精卫一开始便被恐日情绪所围困。他被日帝的淫威压倒，只看到日本的强大，却看不到中国得道多助的优势，他认为：“须知数十年来，中国军事经济，在物质上着着落后，固不待言；即组织上亦幼稚不完善。”（注：见《汪精卫传》，第120页）他害怕打仗，全力交涉言和。1932年5月在蒋、汪的同意下，国民政府跟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

1935年5、6月间，他批准了“何梅协定”、《秦土协定》，把华北主权拱手让给日本侵略者，社会舆论哗然。同年11月1日，汪精卫在南京中央党部被王亚樵派遣的义士孙凤鸣刺成重伤，打进脊椎的子弹始终无法取出，医生断言：汪精卫活不过十年。

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到了8月3日，汪就抑制不住言和的情绪。他说：张悌说“吴亡之际，乃无一人死节，不亦辱乎？”明知不能救吴亡，而惟一死自尽其心，然想自己死了之后，未死的人都要为奴为隶，这又何能瞑目到底，也不是办法。汪的弦外之音是：“死不值得”。他还说：“和呢？是会吃亏的，就老实承认吃亏，并且求于吃亏之后，有所抵偿。”（注：黄美真《汪精卫集团投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版。第177页）虽然该语句上下文也有“打仗”、“抵抗”等语穿插其间，而媚日投降的心态则是十分明显的。

1938年8、9月间，周佛海的代表梅思平与日本首相近卫的代表松本重治在香港谈判，日方提出“不要领土、不要赔款，两年内撤军”，支持汪兆铭的和平运动。

1938年12月，在汉口国防最高会议上，汪主持第54次常委会议通过接受日方所提条件的决议，煽动孔祥熙在日本所提的停战条件上签字。（注：见《汪精卫传》，第134页。）

1938年10月，他在接见海通社和路透社记者时都表示“未关闭停战之门”，他置轰轰烈烈的抗战于不顾，醉心主和。（注：黄美真《汪精卫集团投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版。第189-190页。）

周佛海策划高宗武、梅思平与日方今井武夫、犬养健订下“重光堂协约”，起先汪不知道。等到周、梅以“日本认可汪精卫领导和平运动”的密约向汪精卫、陈璧君表功时，汪便如获至宝，心安理得地认为，与其抗战而亡，不如求和苟存。从此，他向媚敌卖国的深渊滑下去了。

汪精卫优柔寡断，被手下“亲日派”分子摆布，为最终实现夺取国民党内最高权力的个人意愿，实现其“对日和平”的政治主张，加速了媚敌降日的步伐。

汪精卫周围最重要的言和人物就是陈璧君和周佛海。

陈璧君不满意汪久居蒋介石之下受蒋的闷气，对汪“反蒋夺权”之欲推波助澜，极力鼓动之，欲另开生面，独立经营，却昧于大义。陈为了取媚于日本，甚至认为“东北五省根本不是中国的地方”，“奉天本来是满清带来的嫁妆，他们现在不过是把自己的嫁妆带回去就是了”。（注：见《汪精卫集团投敌》，第191页）为了让汪独立掌权，恬不知耻地表示放弃东北领土主权。

1938年10月梅思平携密件回重庆呈汪。汪在家为梅设筵，当送梅出客厅时陈璧君催促汪下定投敌的决心，说：“梅先生明天要走，这次你要打定主意，不可反悔！”汪精卫连声说：“决定了，决定了！”（注：见《汪精卫集团投敌》，第273页）

1938年12月梅思平把日方希望汪脱离重庆另组政府的条件带到重庆，投降派分子在汪公馆连日“会商多次，不能达到最后的决定，陈璧君乃坚决主张就走”。（注：见《汪精卫集团投敌》，第326页）

周佛海有政治野心，不满足于国民党宣传部长及侍从室副主任之职，老想有朝一日“中央政府即于十分钟内在余笔下产生”，因此积极策划降日，开创“自家新天地”。1938年6月周佛海暗中指使高宗武赴日接洽，继而又催梅思平参与，最后周、梅请汪出马，再经高宗武、梅思平奔走，日本御前会议承认汪为谈判对手。周是整个降日运动的“始作俑者”。

10月至11月两个月中，周对汪做了大量的动员工作，当汪犹豫时，周即劝驾：“您兼外交部长的时候，与日本人打交道，还可以称顺利吧！”周在心里却怪“汪之性格，咸认为无一定主张”、“无担当，无果断”。但他也摸透了汪的特点，“断定虽有反覆，结果必仍如原计划”。（注：见《周佛海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版）

汪尚未动身，周已扛着大旗打前站去了。

在犹豫、妥协及动摇不定之中，又是梅思平，又是陶希圣，反复劝诱，推波助澜，汪精卫的“降船”就这样启程了。

有人说：“汪先生没有璧君不能成事，没有璧君亦不能败事”（注：见《汪精卫集团投敌》，第461页）。某种意义上来说，汪沦为汉奸，也是坏在陈璧君和周佛海手里。

懦弱自卑的性格导致汪氏被日本的淫威所压倒，未能辩证看待抗战，看不到中华民族的胜利前景；“恐日病”使他主和而投降。优柔寡断的性格，易被别人所左右，被人推向卖国求荣的道路上去。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离渝出走，12月29日发表艳电响应近卫第三次声明，在卖国的道路上一步步滑向深渊，最后身败名裂。其中汪氏个性之作用自然是不可忽视的因素之一。

在中国抗日战争的最艰苦时期，1938年底日本近卫内阁两次发表“近卫声明”，公开对国民党政府进行政治诱降。这时，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发生了严重的分裂，身为国民党副总裁的汪精卫公然发表叛国艳电，表示响应“近卫声明”，走上了可耻的卖国道路。

电文中，汪精卫提出了自己对抗战的理解：“抗战年余，创巨痛深，倘犹能以合于正义之和平而结束战事，则国家之生存独立可保，即抗战之目的已达。”

日本政府此前不久，发出旨在灭亡中国的第三次“近卫声明”，蒋介石对此怒斥，“骨子里实在是暗藏着机械利刃”，“这是敌人整个的吞灭中国，独霸东亚，进而企图征服世界的一切妄想阴谋的总自白；也是敌人整个亡我国家、灭我民族的一切计划内容的总暴露”。

汪精卫却在电文中对此辩护：“第一为善邻友好”，“第二为共同防共”，“第三为经济提携”。汪精卫最后说，“奠定两国永久和平之基础，此为吾人对于东亚幸福应有之努力”。

早在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抛出“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言时，汪精卫就发表了《大家要说老实话大家要负责任》的讲话，他说，“和呢，是会吃亏的，就老实的承认吃亏，并且求于吃亏之后，有所以抵偿”，“战呢，是会打败仗的”……

另据记载，某次汪精卫曾问冯玉祥，大家都呼“抗战到底”，这个“底”在何处？冯说打到“日本无条件投降”便是底。在汪精卫这个秀才听来，“这简直是一个丘八的狂妄无知”。

汪日勾结之后，西方国家纷纷发表声明，维护“九国公约”；美国国会不久后通过对华贷款；英法等国更于欧战爆发前抽调兵力增强远东防务。抗战曙光可谓初现。

周恩来曾评价蒋介石，可能不是一个好的战术家，但称得上一个好的战略家。这样的战略家眼光，却为汪精卫所没有。

在早年刺杀摄政王之前，革命党内部曾认为刺杀意义较小而风险太大，汪精卫为此撰《釜薪论》，认为革命犹如烧饭，需釜和薪。釜者，不惧水火忍受长期磨练；薪者却一时轰烈瞬间辉煌。汪精卫自称没有持之以恒的精神，愿意为薪。

陈立夫曾对此评论说，汪精卫最缺少的就是锲而不舍的韧劲，“书生难成大事”；

而汪精卫的死忠派陈公博也有过评价，“汪先生遇事便出亡，合则留不合则去”，“一个国民有他自己应付的责任，责任所寄，不必求人合不合，也不必靠人留不留”。

而八年抗战正是考验整个国家和民族的韧性。汪精卫却在胜利前的黑夜悲观绝望，丧失了应有的判断力和良知，走向了无法回头的叛国之路。

1939年5月31日，汪精卫从上海飞赴日本谈判。谈判一开始，日本陆相板垣征四郎就奚落汪精卫：“我以为，要在中国建立新的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必须争取到重庆方面的要人和军队的多数。您对此一定有相当的把握，如果能听到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实为荣幸。”

汪精卫降日投敌，建立傀儡政权之后，大力宣扬和推行源自日本的“东亚联盟”理论。他以所谓“政治独立、军事同盟、经济合作、文化沟通”的“东亚联盟”四大纲领，作为粉饰其卖国投敌行径的理论依据，妄图作为抵挡世人唾骂的挡箭牌，并以此卖国理论作为毒化的奴役沦陷区民众，瓦解抗日阵营的思想武器。

汪精卫竭力利用“东亚联盟”理论来作为分化抗日阵营，摧毁抗战意志的重要思想武器。他在《对东京中日记者谈话》中，就其开展的东亚联盟运动对重庆国民政府有何影响一事回答记者的提问时说：“余确信东亚联盟运动之发展，将促使渝方抗日分子翻然觉悟，参加和平运动。盖抗日派之理论为中日两国绝对不能共存，东亚联盟则证明中日两国不但有共存之必要，并且有共存之可能，有此事实之证明，则抗日派之理论，自然消灭，而同归于复兴中国，复兴东亚之一途。”汪精卫这种以发展“东亚联盟”运动而谋瓦解抗日阵营的企图，并未如他所预料的那样奏效。对于这点，他后来转而攻击道：“渝方的将士已完全失掉东亚人的灵魂……我们从前欲将理论感动渝方，使之觉悟，促成全面和平，现在知道单是这样决不够的，我们必须在和平区内整理起一条东亚同志的阵线，使英美所嗾使的走狗，无所施其侵扰。”汪精卫还竭力利用“东亚联盟”理论，对日本侵略分裂我国东北，并扶植起伪满傀儡政权一事，为日本辩护，为自己承认伪满洲国的罪责开脱。他在《中日国交调整条约签署后对记者谈话》中诡辩道：“我们收拾时局要从大处着想。从远处着想。这次中日条约的签订，不是计较一时的便利，不是计较一事的便宜，而是从中日两国永久亲睦，东亚永久和平着想。至于东北四省，本来是中国领土之一部分，然自九一八以至现在，已经十年了，在这十年中，事实之推移，是人所共见的。”他进而《在东京对日本国民广播词》中讨好说：“中国对于满洲，从前与日本抱着不同的见解，如今合中日满三国都向着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前途迈进，正所谓安则俱安，危则俱危，从前不同见解，一转瞬间便为一致了。”

在一九四二年这一整年里日本一直要求汪参加它对英、美的宣战。汪的条件是废除他所厌恶的一九四〇年十一月的基本条约，包括所有秘密协定及附件，而这些协定和附件曾使汪与日本的合作蒙受巨大耻辱。他的条件最后得到了满足，汪政权乃于一九四三年一月九日对盟国宣战。 得到更多自治权后汪精卫表现得对日本主子感恩戴德，极尽奴颜婢膝之态。由鼓吹“共存共荣”、“同甘共苦”，进一步提升到叫嚷与日本“死中求生”的程度。他叫嚷要“拿出全副精神，放在‘决战第一上面’”。汪伪政权对英美宣战之后，汪在《宣战布告》宣称“自今日起，对英美处于战争状态，当悉其全力，与友邦日本协力”。汪还宣称日本的侵略战争，“是中国生死存亡的战争，所有足以妨害决战意志之昂扬，丧民族精神之振奋的，必须一一摧毁而廓清之。”一副不顾一切效忠日本主子的嘴脸。但是当日本进一步要求其派兵参与太平洋战场时，汪却找借口拒绝了这个要求。

死因疑点

汪精卫虽为病死，但死因有不同的说法。汪精卫曾被王亚樵派遣的铁血锄奸团成员刺杀受伤，子弹深陷体内，无法取出，铅毒逐渐扩散，终至药石罔效。日本作家上阪冬子访问汪氏子女后写的书支持病死之说。一说是其妻陈璧君相信中医，贴了中药膏药，却促使铅毒扩散全身，才造成汪精卫病死。另一说则是汪精卫遭日本军下毒谋杀，但被汪精卫长女汪文惺、女婿何文杰断然否认。何文杰表示汪精卫患的是“多发性脊骨瘤肿”。

家庭成员

汪兆铭与陈璧君夫妇育有6名子女，除一名夭折外，其他5名为：

长子：汪文婴（1913年－）曾留学德国学习政治经济，后来任汪精卫政权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三厅军需处处长。晚年定居美国加利福尼亚州。

长女：汪文惺（1914年－）早年在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学习，后来在香港任教于多所小学。退休后定居美国新泽西州。

次女：汪文彬（1920年－）曾任印度尼西亚政府医药部门高级主管，后来在印度尼西亚当修女。

三女：汪文恂（1922年－2002年）早年为父亲汪精卫整理文稿，后来任香港大学教育系教授。

次子：汪文悌（1928年－）自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后来在香港从事桥梁建筑工作。

轶事

亲日措施

奴化人民

为配合日本进行侵略战争的需要。在具体推行过程中，汪精卫等人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

1）制订出一整套的奴化宣传纲要，用以推行卖国主义政策。汪伪政权先后制订了一系列的宣传要点、纲要，抛出了《战时文化宣传政策基本纲要》、《关于国民精神总动员》等文件。在《战时文化宣传政策基本纲要》中，汪精卫集团提出了在整个思想文化领域的各项任务：诸如“发扬东亚文化，巩固东亚轴心，完成战争之使命”；清除英美侵略主义的罪恶，扫除英美个人自由主义之毒素，消灭依赖英美之卑劣心理，提高国民打倒英美侵略主义之敌忾情绪”；“协力大东亚共荣圈建设之成功”；

2）组织训练沦陷区青少年，竭力向他们灌输“东亚联盟”等亲日卖国的思想，以此作为其推行新国民运动的重点。汪精卫等人在沦陷区各学校强制推行亲日卖国的奴化教育，并在南京举办了“青少团训

练班”，以东亚联盟和新国民运动的理论作为“训导”的基本内容，同时还通过了《新国民运动青年训练纲要》、《中国青年模范团组织原则》、《中国童子军组织原则》等文件，并决定在全沦陷区普遍设立青年团与童子军，进行对汪个人崇拜和亲日卖国的奴化教育。在汪伪“新国民运动促进委员会”之下，专门附设了一个青年干部学校，实施法西斯式的训练，培训从事卖国主义奴化教育与统治的人员。

3）利用报刊、广播、电影、巡回展览以及各种纪念活动形式，大肆鼓吹和宣传东亚联盟等卖国主义的理论。汪精卫傀儡政权的要员们还经常在节庆日子利用报刊和广播大肆贩卖其卖国主义的主张，同时还举办“和平建国文献展览”、“和平建国摄影展览会”进行奴化教育宣传。

汪川蕤集团在开展“新国民运动”的同时，也卖力地配合日本开展了

“清乡运动。”汪精卫在《二次巡视清乡区在常熟民众大会训词》中说：“清乡运动好比一个病人服药调整，新国民运动便是病去之后，将他的元气培养，使之精神强健，身体结实。”这句话，一语道破了汪精卫集团开展上述两项运动的险恶用心。汪精卫声称“清乡要清心”，也就是通过对沦陷区民众灌输其卖国主义的思想，以消除人们的抗日意识和在心理上对傀儡政权的抵触。

汪精卫多次亲赴各清乡现场进行所谓的实地指导，趁此机会四处兜售其卖国主义的谬论。他宣称：“清乡就是协办大东亚战争。”他把这次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说成是“东亚安危所系”，“中国存亡所关。”他强迫沦陷区民众要“以其全国力量……和日本协力，安定大东亚战争的后方，以人力物力源源加入，促成大东亚战争之目的之早日完遂。”同时，他还要求大小汉奸也承担起“后方责任”：“一在确立治安，保持地方秩序之安全；二在加强军力，勤求精神物质之并进；三在裕源节流，尽力于物资之增益。”

组织伪军

虽然根据李宗仁等人的说法，汪精卫并没有主动招降过国军将士。 但是受他曲线救国幌子的蛊惑，不少杂牌国军仅因在重庆国民政府手下过的不如意或为保存实力便投靠汪伪，完全不以降敌为耻。而汪精卫对于这些主动投靠他的国军都表示热烈欢迎。 此外汪伪对于被俘国军的影响更是巨大，汪精卫一直对国军表现出一副伪善的态度。有时他甚至惺惺作态的保护一部分被俘国军。 许多国军将士经得起敌人的拷打虐待，却经不起汪精卫伪善面孔的迷惑。在汪伪政府成立之前被俘的国军将士中宁死不屈者为数甚多，汪伪政府成立之后被俘的国军却基本上都降敌做了伪军。据统计，1938年时，伪军在中国的数量约为78000人 ，1940年汪精卫叛离国民政府建立新的政府后投靠汪伪的国军则前后多达五十万人， 

镇压地下抗日武装

汪伪军的来源原本就是战斗力较差的杂牌军，再加上汪精卫那套贪生怕死的投降哲学影响，更加不是国民党正规军的对手。因此正面战场上极少出现汪伪军的身影。然而面对武器装备简陋、粮草弹药缺乏的地下抗日武装，汪伪军便像疯狗一样呲牙咧嘴起来。汪精卫污蔑地下抗日武装为“匪”为“寇”，声称地下抗日武装破坏治安，为和平的阻碍，号召手下伪军齐心一意的镇压地下抗日武装。伪军们亦“积极响应汪主席号召。”镇压地下抗日武装不遗余力。 

政治转变

汪精卫从革命者转变为汉奸的原因主要有几条：

（一）汪精卫缺乏民族自信心

抗战初期，中国在日本凌厉的军事打击下大片沦陷国土，人民被大量屠杀，军队更是

被成建制的歼灭或击溃。必须承认，当时的日本在经济，军事，科技，教育，战争准备等几乎所有领域都比中国强很多。

日本自认为强大很不把中国放在眼里，公然发出了“三个月灭亡中国”的叫嚣。同时在国际上“不堪一击，很快屈服”也是列强对于中国抗战前途的共识。

（二）汪精卫认识不到日本侵华的性质和目的

汪出逃河内后，曾发出过全国通电（即艳电）。在通电中汪精卫认为：“日本对于中国无领土之要求，无赔偿军费之要求。”

（三)日本的诱降

日本出于对中国的野心，几乎中国所有政治势力都被日本下过功夫。

当时中国的政治势力主要是这么几家：国民党也就是当权派，领袖人物就是汪蒋等；满清的遗老遗少，立伪

满的皇帝是日本情报机关的伟大胜利之一；北洋政府的遗老们，主要对象是吴佩孚和唐绍仪，最后吴佩孚拒绝后死亡。华北伪政权的王克敏，南京伪维新政权的梁鸿志也是北洋余孽，但他们跟汪精卫比，也就是“小字辈”。最后他们还是被紧密团结在以汪主席为核心的伪民国政府里了；地方实力派：阎锡山，龙云，张发奎，陈济棠等。工作虽做了不少，但最后他们的抗战决心和抗战贡献都很大；各少数民族，少数民族里投降的有，抗战的也不少。

最著名的是“梅工作”，也就是成功诱降了汪精卫。

七七事变后关东军系统的板垣征四郎出任日本陆相。当时板垣手下有两员大将，一个是影佐祯昭；一个就是今井武夫。这两人对中国政治人物的诱降主张上有很大不同。影佐祯昭走的是要扶植汪精卫的路线；今井武夫却想直接和蒋介石谈和。他认为：从清朝开始，中日之间所有战争或争端最后的解决方式都是中国的“委曲求全”，现在日本对中国的打击在历史上是最大，中国面临的危机也是最大。而且日本已经有了汪主席，如果中国全民抗战的领袖蒋介石也来个扭转乾坤……当汪精卫在南京和日本“共商国是”的时候，“桐工作”

正在香港进行。蒋认为要利用日本的心理，不妨跟日本工作工作，一来打击汪精卫在南京的“和平”运动，二来对日本军部的战略有个了解。了解日本军队的意图就等于了解了日本政府的意图。因为日本“二二六”事变后，政府的内阁陆相一定由日军现役人员担任。不管是谁来组阁，只要你的政策不合军队的意，那么就不给你推荐陆相人选，内阁五相缺了一个，您还怎么组阁？所以当时日本军队对政坛的影响是举足轻重的。

日本的和平运动如果真的实现“从中国撤军”、“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日中经济互相提携”，那么对于中国来说意味着较大的进步。汪精卫与日本媾和，正是基于这一目的，以使中国免遭更大的损失。

1939年初，汪精卫和他身边的人在河内多次遇刺，日本派人将汪营救至上海。1940年3月30日在南京组建日本扶持的中华民国中央政府汪精卫政权，取消华北的王克敏和长江下游的梁鸿志的傀儡政权。汪任傀儡政府的行政院长兼国民政府主席、中央政治委员会最高国防会议主席。1943年汪精卫曾经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名义，参与由日本主导的大东亚会议。年底，汪精卫的健康恶化，1944年3月赴日治疗；11月10日病死于日本名古屋帝国大学（今名古屋大学）医院；11月23日遵其遗愿归葬国民党总理孙文之侧，南京中山陵西南的梅花山。

文字作品

《双照楼诗词稿》 

《菊》 

《被逮口占》 

《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广州之役，余在北京狱中闻展堂死事，为诗哭之，才成三首，复闻展堂未死，遂辍作》 

《自嘲》 

《北宫丸上作》 

《见人析车轮为薪，为作此歌》 

《寄感广州之役》 

《挫骨扬灰辞》 

坟墓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南京人民对汪精卫的坟墓留在梅花山十分不满，纷纷要求铲除。蒋介石在舆论的压力下，派何应钦扒掉此墓。其棺木和尸体被运往清凉山火葬场彻底焚化。1946年1月21日国民政府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奉命将汪坟炸毁，打开棺木时，见汪精卫的尸体上覆盖著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由于使用过防腐剂，尸体尚未腐烂，身穿南京政府的文官礼服，头戴礼帽。

1994年墓地原址建造了一个汪精卫跪像，1997年拆除。另外2004年11月8日上午在绍兴市市区挖出一个汪精卫跪像，上刻有“汪逆精卫”四字。

而当他身处异地，临死前曾说过：“我要回去中国。” 

汪精卫年少时满腔热血，以推翻腐败的满清为己志，行刺摄政王载沣。

孙中山逝世后，西山会议派试图在国民党内除去共产党的势力，后来蒋中正武力清党，欲彻底铲除共产党人，汪精卫却坚持孙中山的联俄容共和平路线，造成了宁汉分裂。而当共产党人开始武装反抗之际，汪精卫亦即当机立断进行扫荡。由这些作为，有一些人认为显示汪精卫有某种「尚和平，顾大局」的思想哲学；亦有人认为，这显示了汪精卫的善变性。

从辛亥革命的英雄，变成了遗臭万年的汉奸，变化如此之大。有人为他辩护，说他是宁可委屈自己，也要保全大局；更多的意见是年青时的满腔热血，不能保证以后他不会为个人权力而牺牲整个国家利益。

人物评价

人物正面评价

林思云，他的《真实的汪精卫》一书，替汪精卫做了身后的平反，首先，文中高度赞扬汪的人格，认为他有严肃的生活作风，在国民党任高层时“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不近女色，这在当时的国民党高官中，都是鲜有人能够做到的”。其次，汪的行动都比较能贯彻孙中山的思想。例如汪在1927年提议中央军事委员会不设主席，由7人集体领导；同年在未得悉五月密令之前，依然力排众议贯彻孙中山的联俄容共政策。再者，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汪属于第一批抗日的主战派，欲边作战边争取与日本谈判的筹码，惜苦无军权；后以杂牌军力战不果，于

1933年签订塘沽协定。这种屈服的原因并不如蒋介石在抗战前一般为了确保既得利益，事实上汪的权力只有声望而没有军事基础，他背上污名对他的政治仕途非常不利。后来，汪在被行刺受重伤后，仍然继续宣传和平救国的理念，期间也与日本的主和派接触并谈判讲和条件。在一片对日抗争声中，林认为“这条主和的路比主张抗战的路，艰难得多。”此点在汪兆铭离开重庆时给蒋中正的留书中“今后兄为其易，而弟为其难。”一语可见端倪。但本书争论很大，书中认为在汪统治的日占区，人民生活能较稳定，而且认为因为汪代表国民政府和日本求和，使得日本没有再大举进攻重庆和延安，这都是他的贡献，而且他站在日本一方，蒋介石站在美国一方，那么战后无论同盟国胜利还是轴心国胜利，中国都是战胜国，那就避免了战败国割地赔款的损失，保存了中国文化的延续，起码中国还能苟延残喘。 

汪兆铭政权承认了满洲国，但也以和平交涉的方式逐步取消一些各国在中国的租界，例如1943年3月与日本签约收回苏州、杭州、天津等八市的日本租界，7月收回上海法国租界，8月收回上海英国租界，十月宣布废除不平等的《中日基本条约》等。

美国斯坦福大学历史教授、中日战争史专家约翰 亨特博伊尔在《中日战争时期通敌内幕》一书中称：汪政府和维希政府相似，“当他们认为轴心国会取得胜利时，他们设法为自己的国家在“新秩序”中取得一席较为有利的地位。当战争胜利谁属已经没有把握的时候，他采取哄骗、拖延的办法来避开日本的勒索，并且多少为自己的管辖区保持一些自治的模样。”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走投无路的日本人不得不对汪政权的势力重视起来，“汪就越来越有可能为同胞争取到生存保障，拖延敌军进攻。在享有中国物产和资源方面同日本人竞争。在汪看来，签订一些协定和条约，都是一种竞争的方法。一旦战争结束，假如同盟国获胜，反正这些条约也不过是一堆废纸而已。”“汪出走时留函给蒋说：从此以后他要挑起较重的担子，让蒋挑较轻的。究竟这封信有没有感动过蒋则很难说，但是汪在此后六年的余生里，的确是挑起了很重的担子，这一点是十分明显的。” 

陈璧君（汪的妻子）：在汪兆铭死后，汪的妻子陈璧君在法庭上为汪的行为辩护：“日寇侵略，领导无力护民，国土沦丧，人民遭殃，而被迫每日生存于铁蹄下，这是蒋中正的责任，还是汪先生的责任？说汪先生卖国？有那一吋国土是汪先生卖去日寇的？重庆统治下的地区，汪先生从未向一将一兵招降。南京统治下的地区，是日本人的占领区，并无寸土是汪先生断送的，相反汪先生以身犯险，忍辱负重，在敌前为国民生存谋福祉，每天生活在敌人枪口下，这有什么国可卖？汪先生创导和平运动，赤手与日本人往还。收回沦陷区，如今完璧归还国家，不但无罪而且有功。” 

李宗仁《李宗仁回忆录》：说一句公道话，汪兆铭当了汉奸，却没有做积极破坏抗战的勾当。他投敌后，向与其渊源最深的将领，也未尝作片纸只字招降，如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和第五战区内第十一集团军司令黄琪翔。大义所在，汪氏也知道自我抑制。 

人物负面评价

新华网《苏进强，汪精卫第二》一文称： 汪精卫及其南京国民政府对日本在华的侵略活动起了积极的配

合作用。在军事上，大量策反了国军（近百万），尤其是杂牌军，组织“伪军”，多次进行清乡，使得人民生活更加困难。汪精卫自兼清乡委员会主任，打击其统治区的地下抗日武装（主要中共游击队），使得日军可以抽身进行其他战役。在经济上，南京国民政府协助日军对沦陷区的搜刮。譬如在1943年1月在上海强迫实施储藏物资的全面登记，并对棉纱棉布进行强制性收买，以供日军之需。在思想教育上，汪精卫在学校推广与日媾和的理念，美化日本侵略，发动“新国民运动”，从思想上削弱民众的反日情绪。另外，汪精卫承认伪满洲国、德王的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等日本人的傀儡政府，被大多数中国人认为是出卖中国的领土的不可饶恕的严重罪行。

汪精卫，在他叛国“艳电”中，曾美化日本的侵略，说自己的投降、卖国是为了“和平”和“主权”，把日本侵略说成“日本没有领土要求”。其实，他是为了自己的势力不被边缘化，忍受不了在国民党中失去兵权的现实。想在政治舞台上留下名字，留不下芳名，也要留下骂名。当年汪精卫过高估计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势力，以为落个汉奸的骂名，能换来荣华富贵。没想到没几年他的主子就倒台了。 

陈寅恪：阜昌天子颇能诗，集选中州未肯遗。阮瑀多才原不忝，褚渊迟死更堪悲。千秋读史心难问，一局收枰胜属谁。世变无穷东海涸，冤禽公案总传疑。

1944年12月17日吴宓到成都存仁医院看望正在因眼病住院治疗的陈寅恪先生，“寅恪口授其所作挽汪精卫诗，命宓录之，以示公权”。“ 公权”系指史家萧公权，陈寅恪和吴宓的诗友。《吴宓日记》在记录此诗时，在诗行间有注，“阜昌”后注：“刘豫为齐帝年号。”“集选中州未肯遗”后注：“元遗山选《中州集》，列入齐曹王刘豫诗。按豫曾为进士。”有了吴宓日记的出版，我们才能明白知道，陈寅恪先生的“阜昌”诗是挽汪精卫的。从“阜昌”诗中可以看出：陈寅恪先生把汪精卫和南宋伪齐政权的傀儡皇帝刘豫是相提并论的。作为一个精神和情感世界丰富而又深邃的诗人，陈寅恪先生对汪精卫的态度又不是简单的谴责，这里面还有惋惜之情，怜才之意。汪精卫的哥哥汪兆镛骂了汪精卫一辈子，被当时重庆的一些国民党大员十分赞颂。在这一点上，倒是陈寅恪先生的幽微心绪更具史家情怀。

汪精卫图册毛泽东：1940年2月1日，毛泽东出席延安民众声讨汪精卫大会，并发表题为《相持阶段中的形势与任务》的演说。这篇演说在建国后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时，改题为《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汪精卫集团于1939年12月30日于日本秘密签订了旨在出卖民族利益的《日支新关系调整纲要》。1940年1月，这件事被揭露后，中共中央于1月28日发出由毛泽东起草的《克服投降危险，力争时局好转》的党内指示，指示各地应普遍举行民众大会，掀起全国反投降、反汉奸、反磨擦的热潮。于是，延安民众声讨汪精卫大会于2月1日召开。

大会还一致通过了毛泽东为大会起草的声讨汪精卫的通电，通电提出全国讨汪、加紧团结、厉行宪政、制止磨擦、保护青年、援助前线、取缔特务机关、取缔贪官污吏、实行《总理遗嘱》、实行三民主义等10项要求。建国后，这篇通电以《向国民党的十点要求》为题，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

【汪精卫图册参考资料 】

出于评价者之不同立场，对汪精卫这一复杂人物的历史争议，将在长时间内持续下去。历史以否定之否定式的曲折运动缓慢展现其真实，汪从千夫所指的单一形象，出现出多元、两分之模糊空间。汪人生后期所作所为，或有出于“保存实力、曲线救国”之苦衷，但其变节投敌充当傀儡之事实，却是任何民族史上所不齿不容之罪，一切正如汪本人对此之预料。

讽刺对联

之一（据说汪于1941年旧历除夕在自家门口贴对联“立民族民权民生之宏愿，开为党为国为民之大业”，结果被改成）：

立泯族泯权泯生之宏愿，

开伪党伪国伪民之大业。

之二（据说伪国民政府成立时，有人在送来的贺联中混杂了一幅讽刺联）：

昔具盖世之德；

今有罕见之才。

之三：

近卫，汪精卫，你自卫，我自卫，兄鲁弟卫；

陈群，李士群，来一群，去一群，狗党狐群。

之四：

国祚不长，八十几日袁皇帝；

封疆何仄，三两条街汪政权。

个人履历

周恩来，1898年3月5日生于江苏淮安，原籍浙江绍兴。字翔宇，小名大鸾，曾用名飞飞、伍豪、少山、冠生等。

1913年进天津南开中学学习。1917年留学日本。1919年回国。在天津参加五四运动，组织觉悟社，从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动。

1920年至1924年先后去法国和德国勤工俭学，在旅欧的中国学生和工人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发起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改称旅欧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2年转入中国共产党（由张申府等人介绍），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总支部书记，并参加中共旅欧总支部的领导工作，对早期的建党、建团工作起了重大的作用。

1924年8月从巴黎回国，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中共两广区委委员长、常委兼军事部部长，主持建立党直接领导的革命武装叶挺独立团。

1925年2月、10月，领导进行了第一、二次东征，为巩固和发展广东革命根据地和进行北伐作出了重大贡献。

1926年曾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授军事课程，同年冬到上海，任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兼中共江浙区委军委书记。

1927年3月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获得胜利；8月领导了南昌起义，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为创建人民军队作出了重要贡献，在起义中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同月在中共“八七”会议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1928年出席党的六大，在会上作了关于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的报告。后在上海坚持地下工作，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中央军委书记，曾发表《坚决肃清党内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意识》和《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

1931年12月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后，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中国工农红军总政委兼第一方面军政委，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1933年春和朱德一起领导和指挥了第四次反“围剿”战争，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1935年1月在遵义会议上，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为确立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遵义会议后，仍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并任中央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成员。

1936年12月任中共全权代表去西安同被逮捕的蒋介石进行谈判，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代表和南方局书记，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长期在驻国民党政府所在地武汉、重庆进行党的工作和统一战线工作。

1945年8月和毛泽东去重庆，同国民党进行谈判斗争，《双十协定》签订后，率中共代表团留在重庆和南京。

1946年11月从南京返回延安。

1947年7月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陕甘宁边区时转战在陕北，同年8月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代理中央军委总参谋长。

1948年9月，参加领导和指挥了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同年11月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为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武装夺取政权、创建社会主义新中国，建立了不朽的功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政府总理、外交部长（兼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第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二、三届主席。是中共五届中央委员，中共六至十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六届、七届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八至 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八届、十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一至四届全国人大代表。

在担负处理党和国家日常事务的同时，和毛泽东一起制定了党的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方针、政策；几个发展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都是他亲自主持制订和组织实施的。

1960年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并采取一系列措施，使国民经济顺利地得到恢复和发展。还提出了中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经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科学技术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关键性作用等观点，对社会主义建设都有重大意义。在国际事务中，参与制定并亲自执行了重大的外交决策，提出了外交工作中一系列具体的方针和政策，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了党的革命外交路线。

1954年，倡导了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1955年4月，率中国代表团出席第一次亚非会议，使会议通过了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万隆会议十项原则。

1961年，出席苏共二十二大，对赫鲁晓夫集团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行为，进行了坚决斗争。

在“文革”中，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的正常工作，尽量减少损失，为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费尽心血，并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阴谋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

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代表党提出：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前列的宏伟规划。

1972年患病以后，一直坚持工作。

1976年1月8日在北京逝世，终年77岁。

主要著作编为《周恩来选集》。

夫人邓颖超。 

生平年表

1898年3月5日，生于江苏省淮安府山阳县（今淮安市）。原籍浙江省绍兴县（今绍兴市）。

1910年春，随伯父离淮安，先后在奉天省银州（今辽宁铁岭市）银岗书院和奉天（今沈阳市）东关模范学校读书。

1913年春，到天津。8月，考入天津南开学校。

1917年6月，在天津南开学校毕业。9月，赴日本留学。

1919年4月，离日本回国。参加并领导天津爱国学生运动，参与发起成立觉悟社。

1920年1月，领导天津学生运动。11月，赴法国勤工俭学。

1921年春，加入巴黎共产主义小组（中国共产党八个发起组之一）。

1922年参与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

1923年2月，担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之部”书记。

1924年9月，奉调回国抵广州。后任中共两广区委员会委员长、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

1925年1月，出席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四大。2月和10月，先后参与两次东征的领导工作。8月，与邓颖超结婚。

1927年3月，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力主出师讨伐蒋介石。7月，任中共临时中央常委。

8月1日，领导南昌起义。

1928年夏，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当选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常委，任常委秘书长兼中央组织部部长。11月，回调上海实际主持中央工作。

1930年9月，同瞿秋白等纠正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主持召开中共六届三中全会。

1931年12月，进入江西中央苏区，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

1932年10月，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

1933年春，和朱德等领导红军粉碎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 5月，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委。

1934年10月，参与领导中央红军长征。

19

《生活》杂志拍摄的照片35年贵州遵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此后，与毛泽东等率红一方面军西进、北上，于10月到达陕北。

1936年12月，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周恩来作为中共代表出使西安，与张、杨二人迫使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

1937年7月，起草《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12月到武汉，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副书记。

1938年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

1939年1月，任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8月，赴苏联疗伤，翌年3月回延安。

1941年1月，在《新华日报》上为皖南事变题词，怒斥国民党反动当局。

1943年7月，回延安参加整风学习和中共七大筹备工作。

1944年5月，出席中共六届七中全会。11月，到重庆同国民党谈判。

1945年4月至6月，出席中共七大，当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8月，和毛泽东等赴重庆同国民党谈判。10月，和王若飞代表中共在《会议纪要》上签字。

1946年1月，同马歇尔、张群谈判达成停战协议。率中共代表团参加国民党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5月，中共代表团迁往南京。11月，率中共代表团返回延安。

1947年3月，和毛泽东、任弼时等撤离延安，转战陕北。

8月，为中面军委副主席，兼代中央军委总参谋长。

1948年4月，中共中央机关迁至河北西柏坡。从9月起，在此协助毛泽东指挥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

1949年3月，和毛泽东等率中共中央机关进入北平。4月，率中共代表团同国民党政府代表团在北平谈判。6月，主持进行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工作。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作关于《共同纲领》问题报告，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10月1日，出席开国大典，被任命为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随后又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等职。

1950年1月、2月，和毛泽东在莫斯科与苏联领导人会谈，签署《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10月，协助毛泽东组织领导抗美援朝战争。

1951年和陈云等领导人开始主持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

1953年1月，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选举法起草工作。

1954年4月，率中国代表团出席日内瓦会议。6月，访问印度、缅甸，同印、缅政府总理共同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9月，出席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作《政府工作报告》，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12月，当选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主席。

1955年4月，率中国代表团出席万隆会议。

1956年1月，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工作会议上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阐明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9月，出席中共八大，作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的报告，当选中央委员、政治局常委和副主席。12月至次年2月，出访亚、欧十一国。

1957年8月，在民族工作座谈会上提出党关于民族工作的理论和政策。

1958年1月，出席南宁会议。3月，出席成都会议。勘察三峡大坝坝址。5月，出席中共八大二次会议。8月，出席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1959年4月，在全国人大二届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 7月、8月，出席庐山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

1960年4月、5月，访问亚洲六国。8月，主持制定对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

1961年4月、5月，在河北邯郸农村调查研究。

1962年1月、2月，出席在北京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讲话强调实事求是的思想工作作风。3月，在广州向全国科学工作会议和戏剧创作座谈会代表作报告，赞成为广大知识分子“脱帽加冕”。同月，在全国人大二届三次会议上肯定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9月，出席在北京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11月，主持领导发展尖端科技的中央专委会工作。

1963年1月，在上海科技工作会议上指出，建设现代化强国的关键是科技现代化。12月至翌年2月，访问亚非欧14国，提出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关系五项原则和中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八项原则。

1964年10月，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宣布中国政府关于核武器问题的承诺和建议。12月至翌年1月，出席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完整提出“四个现代化”目标和“两步走”战略。再次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

1965年3月至7月，先后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欧洲、亚洲、非洲八国。

1966年春，担任北方八省、市、区农业小组组长。3月、4月赴河北邢台地震灾区视察并指导华北抗旱。8月，出席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会后实际主持中央日常工作。9月，在红卫兵“破四旧”、“大串连”中宣讲党的政策，保护党内外干部，坚持抓生产、抓业务。

1967年1月，坚持不迁出中南海，反对揪斗党和国家领导人。2月，在不同场合强调应坚持党的领导、保护广大干部、保持军队稳定。8月，制止外交部“夺权”，果断处置王力、关锋、戚本禹（翌年1月）。

1968年夏，主持起草制止武斗文电。10月，出席扩大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

1969年4月，出席中共九大，当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常委。9月，在北京与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会谈。

1970年出席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庐山会议）。

1971年4月，会见应邀来华的美国乒乓球代表团。主持召开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7月、10月，两次会见美国总统特使基辛格。9月，和毛泽东一起领导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政变阴谋。林彪事件后，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1972年1月，安排并出席陈毅追悼会，致悼词。2月，同美国总统尼克松会谈，中美发表《联合公报》。5月，确诊患膀胱癌。5月、6月，主持召开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8月，提出要进一步批判极左思潮的意见。9月，同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会谈，中日发表《联合声明》。

1973年3月，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恢复邓小平党的组织生

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决定。8月，出席中共十大，作《政治报告》，当选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

1974年6月，离中南海住院治疗。10月，在四届人大筹备期间，支持邓小平与“四人帮”斗争。12月，抱病飞长沙同毛泽东商定四届人大人事安排问题。

1975年1月，出席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作《政府工作报告》，重申“四个现代化”目标。四届人大确定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国务院领导班子。5月，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支持邓小平主持政治局会议批评“四人帮”。6月，抱病出席贺龙骨灰安放仪式，并致悼词。冬，嘱咐叶剑英等注意不使大权落入“四人帮”手中。

1976年1月8日，在北京逝世。  

主要贡献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周恩来同志为中国共产党创建人民军队、创建革命统一战线、创建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建立了不朽功勋。在大革命中，他出色领导了国民革命军军政工作、广东地方政权工作、震惊中外的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成为我们党最早认识武装斗争重要性和最早从事军事工作的领导人之一。大革命失败后，他领导发动举世闻名的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从此诞生。党的六大以后，他作为实际主持党中央工作的领导人，在极端险恶的条件下机智勇敢地保卫党的中央机关，保护党的大批领导骨干，发展党在白区的秘密工作，支持工农武装割据。他积极探索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明确提出“乡村中心”的思想，为推动“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形成作出了突出贡献。在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他同朱德同志等一起成功指挥了第四次反“围剿”斗争，创造了大兵团伏击歼灭战的新经验。

红军长征途中，在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上，他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为确立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为在危难中挽救红军、挽救党，发挥了重要作用。西安事变爆发后，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他根据党中央的既定方针，前往西安，在极端复杂而艰难的环境中推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促成了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新局面。抗日战争中，他代表我们党长期坚持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负责与国民党当局谈判，广泛团结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坚持并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有勇有谋的斗争。抗日战争胜利后，为制止内战，他陪同毛泽东同志赴重庆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尔后又率领我党代表团与国民党当局开展了有理有节的政治斗争。解放战争时期，他协助毛泽东同志运筹帷幄，在推动第二条战线的形成、转战陕北、指挥一系列改变中国命运的战略大决战、筹备召开新政协、主持起草《共同纲领》等工作中，作出了卓越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同志先后担任政务院总理、国务院总理长达26年，为积极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全面组织和实施社会主义各项建设事业，兢兢业业，殚精竭虑，在政治、经济、外交、国防、统战、科技、文化、教育、新闻、卫生、体育等各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作出了奠基性的贡献。在领导新中国的建设和发展中，他强调经济建设工作在整个国家生活中“居于首要的地位”，一个国家如果经济上不能完全独立，政治上也就不能完全独立。他强调要正确处理各种关系，做到统筹全局、全面安排、综合平衡、协调发展；强调“我们的国家不仅要有经济建设，还要有政治建设和精神建设”，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全面发展；强调一定要重视环境保护，不能因发展经济而牺牲环境，不要做对不起子孙后代的事。他高度重视科学技术和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关键作用，强调实现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知识分子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胜利的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

他组织领导“两弹一星”大规模科技攻坚取得重大突破，极大提升了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他高度重视对外贸易和学习外国先进技术，强调“学习外国必须同独创精 神相结合”。他高度重视发挥统一战线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作用，经常倾听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爱国人士的意见，为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时时不忘祖国统一大业，为解决香港、澳门和台湾问题做了大量基础性、开拓性工作。他卓有成效地领导了党和国家的外事工作，首倡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遵照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的原则，推动我国积极发展同各国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使我们的朋友遍天下。他博大精深的外交思想、丰富多彩的外交实践、独具一格的外交艺术和外交风格，在国际社会为党和国家赢得了很高的声誉。

在“文化大革命”极端复杂的特殊环境下，周恩来同志忍辱负重，苦撑危局，作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全力维护党和国家正常工作的运转，全力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尽一切可能减少损失。他保护了一大批党的领导骨干、

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他协助毛泽东同志粉碎了林彪反革命集团妄图夺取最高权力的阴谋，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批判和纠正极左思潮的错误，使各方面工作有了转机；他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决策积极促成和落实邓小平同志复出并主持中央工作，全力支持邓小平同志领导对各方面工作进行整顿；他身患绝症，仍顽强坚持工作，并同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同志等一起，与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斗争；他在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重申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极大鼓舞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

周恩来同志参与领导了革命和建设时期党的各项重大工作，为党的每一个重大胜利付出了大量心血。在长期实践中，他注重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认真总结革命和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深入进行理论思考，深刻阐释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统一战线、文化教育和党的建设等领域都作出了理论建树，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也为后来改革开放时期我们党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提供了重要思想材料。

经典语录

众所周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总理周恩来为国家和民族建立的丰功伟绩彪炳青史。他不仅为中国人民所敬仰，同样赢得了世界人民的尊敬。他敏捷机智和人格魅力可以说，无处不在。

1.为中华崛起而读书。

2.中国人几乎占世界人口的1/4 。这样大的国家，如果在文化上不能对世界有所贡献，经济上不能有较快的发展，那我们就对不住世界人民，也对不住我们的祖宗。

3.我们爱我们的民族，这是我们自信心的泉源。

4.我们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们祖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

5.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好像一辆车子的两个轮子，相辅而行。

6.敢于向一切国家的长处学习，就是最有自信心和自尊心的表现，这样的民族也一定是能够自强的民族。

7.加紧学习，抓住中心，宁精勿杂，宁专勿多。

8.为中华腾飞而努力奋斗！

9.美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我们两国人民一向是友好的。中美两国的社会制度根本不同，在中美两国政府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分歧。但是，这种分歧不应当妨碍中美两国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

周恩来和邓颖超础上建立正常的国家关系，更不应该导致战争。

10.今天的现实是不够美满的，但是美满的现实需要我们大家共同去创造。

11.只有忠实于事实，才能忠实于真理。

12.畏惧错误就是毁灭进步!遮掩错误就是躲避真理!

13.一帆风顺是不能磨练人的。

14.与有肝胆人共事，从无字句处读书。

15.我们国家干部都是人民的公仆，应该和群众同甘苦，共命运。如果图享受，怕艰苦，甚至走后门，特殊化，那是会引起群众公愤的。

16.要大家讲真话，首先要领导上喜欢听真话，反对说假话。

17.世界上最聪明的人是最老实的人，因为只是老实人才能经得事实和历史的考验。

18.青年人没有不栽几个跟头的，没有不碰几个钉子的。碰了钉子以后，不要气馁。

19.理想是需要的，是我们前进的方向。现实有了理想的指导才有前途，反过来也必须从现实的努力中才能实现理想。

20.我们的下一代，总是要把自己摆在劳苦大众一起，要能够吃得起苦。因为我们的革命精神，就是从吃苦中得来的。  

社会评价

周恩来同志50多年的革命生涯，同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发展、壮大，同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同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紧密联系在一起。他毫无保留地把全部精力奉献给了党和人民，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他身上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在中国人民心中矗立起一座不朽的丰碑。我们缅怀周恩来同志，就是要永远铭记和认真学习周恩来同志的精神，使之不断发扬光大。

周恩来同志始终信仰坚定、理想崇高，集中表现为他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的精神。这是他毕生奋斗的力量源泉。周恩来同志说：“人是应该有理想的，没有理想的生活会变成盲目。”他在确立共产主义信仰之时就说过：“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他对党的事业、对社会主义中国的光明前途、对振兴中华民族的伟大事业，始终充满必胜的信心，无论遇到什么样的艰难困苦，从不动摇。他说：“共产党人就是为不断克服困难，继续前进而存在的。畏难苟安，不是共产党人的品质。”他在确立革命理想信念的过程中，既有追求真理的强烈愿望，又有深思熟虑的理性思考；既重视对科学理论的学习和研究，又注重在实践中运用和发展科学理论；既注意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理论，又注意吸取中华民族的文化精华，他的革命理想信念是建立在理性自觉的基础之上的，因此是坚如磐石的。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实践了“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都要以誓死不变的精神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的誓言。

周恩来各时期图片一周恩来同志始终热爱人民、勤政为民，集中表现为他甘当人民公仆的精神。周恩来同志始终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把自己看成人民的“总服务员”，反复强调“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人民的”，“我们国家的干部是人民的公仆，应该和群众同甘苦，共命运”，要“永远做人民忠实的勤务员”。他心系人民，急群众之所急，忧群众之所忧。只要是关系群众安危冷暖之事，他总是关怀备至、体贴入微。逢年过节，他总是关心在生产一线的工人能不能吃上一顿饺子。他多次奔赴抗洪前线、地震现场，哪里有灾情，哪里群众有困难，他就及时出现在哪里。1973年，他重返延安时，目睹群众生活仍然贫困的情景，禁不住潸然泪下，痛心地自责对不起老区人民。1975年，大手术之后，他依然牵挂着远在千里之外的云南锡矿工人的健康。他一生勤勤恳恳、呕心沥血、任劳任怨，一天工作时间超过12个小时，有时在16个小时以上。即使在病重住院的生命最后时期，他还抱病操劳国事。他说：“死我并不怕。古人说，人活七十古来稀，我已是七十七岁多的人了，也算得上是高寿了。可是这二十几年的时间，总应该把国家建设得好点，人民的生活多改善一些，去马克思那里报到，才感到安心。现在这种状况去报到，总感到内疚、羞愧。”逝世前，他交待说：“把我的骨灰撒到江河大地去做肥料，这也是为人民服务。活着为人民服务，死后也要为人民服务。”周恩来同志真正做到了他所说的“应该像条牛一样努力奋斗”，“为人民服务而死”，为人民的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人民总理爱人民，人民总理 人民爱”，人民群众用朴素的语言表达了对周恩来同志最真挚的感情。

周恩来同志始终顾全大局、光明磊落，集中表现为他高度珍视和自觉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的精神。周恩来同志深知党的团结是党的生命，始终顾全大局、维护党的团结统一。他把增强党的团结、反对个人主义提到“对党、对人民、对共产主义的事业都具有决定意义”的高度，特别告诫：因为我们党是胜利的党、执政的党，尤其要警惕种种破坏和危害党的团结的行为。他坚持民主集中制，强调“特别是要在高级领导同志中间加强集体生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来保证我们党的团结”。他把维护和巩固党的团结作为自己言行的准则，有利于党的团结的话和事就说、就做，不利于党的团结的话和事就不说、不做，讲党性不徇私情，讲原则不讲关系，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把个人荣辱置于身外。他坚持任人唯贤，反对任何派别思想、小团体习气、地方主义、山头主义和本位主义，从不搞小圈子、小集团，始终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在维护党的团结统一方面堪称楷模。

周恩来同志始终实事求是、严谨细致，集中表现为他求真务实的精神。周恩来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坚持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实际工作。他一贯倡导实际工作者要学会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认为“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客观规律，更好地发挥主观能动性”，强调“单靠多读几本马列主义的书是不行的，问题在于实践”。他善于把革命胆略与求实精神结合起来，既有超人的大智大勇，处变不惊，善于化解错综复杂的矛盾，善于应对险象环生的局面，又能够极为周密和细致地考虑和处理问题。他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反复倡导要“讲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要把主观能动性和客观可能性结合起来，干劲要大，步子要稳，既要有雄心壮志，尽快赶上先进水平，又要循序渐进，不能一步登天。他高度重视对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 ，注重总结实践经验，考虑问题时总是力求在分析、综合、比较上多下功夫，主张“一切当从多方考虑，经过集体商决而后行”。正因为如此，在组织领导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的过程中，周恩来同志既是国家建设总体蓝图的重要设计者，又是将党和国家各项重大决策创造性地付诸实施的卓越组织者，深得毛泽东同志的倚重。周恩来各时期图片二周恩来同志始终虚怀若谷、戒骄戒躁，集中表现为他谦虚谨慎的精神。周恩来同志为党和人民作出了卓越贡献，但功劳越大，他越是虚怀若谷。他常说“我们每一个人，不管过去做了多少工作，现在担任什么职务，没有党和人民，就既不会有过去的成绩，也不会有今天的职务。党和人民是伟大的，我们个人是渺小的”。他为自己立下的座右铭是“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他对党和人民事业高度负责，认为做工作“应该有临事而惧的精神。这不是后退，不是泄气，而是戒慎恐惧”。他认为“不仅要教育群众，还要向群众学习。因为领导者本身知识还不完全，经验还不够，领导地位并不能使你得到知识和经验”。他善于启发和倾听不同意见，即使是普通干部或群众讲的意见都认真考虑。他说：“一个人的认识总是有限的，要多听不同的意见，这样才利于综合。”他善于发现别人的长处，充分发挥每个同志的聪明才智，自己却从来不居功、不诿过。他平易近人、平等待人，真诚同各界人士广泛交往，从不以领导者自居。他经常说：“一个人站在领导地位，不虚心，不平易近人，自以为了不起、什么都懂，只要有这种思想并且在作风中表现出来，就危险了。”周恩来同志以其谦虚谨慎、广纳善策、平易近人、平等待人的风范，赢得了党内外由衷的信赖和爱戴，是中国共产党人谦虚谨慎、不骄不躁优良作风的最好榜样。

周恩来同志始终严以律己、廉洁奉公，集中表现为他无私奉献的精神。周恩来同志毕生 严以律己、艰苦朴素，只求奉献、不思回报。他说：“对自己应该自勉自励，应该严一点，对人家应该宽一点，‘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他经常告诫领导干部要过好思想关、政治关、社会关、亲属关和生活关，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操守和优良作风。他对自己的工作，总是经常进行反思，自觉开展自我批评、自我总结、自我考察、自我完善，从不文过饰非。他身居高位，但从不搞特殊化，凡要求党员和群众做到的，他自己首先做到。他说：“精神生活方面，我们应该把整个身心放在共产主义事业上，以人民的疾苦为忧，以世界的前途为念。这样，我们的政治责任感就会加强，精神境界就会高尚。”“物质生活方面，我们领导干部应该知足常乐，要觉得自己的物质待遇够了，甚至于过了，觉得少一点好，人家分给我们的多了就应该居之不安。要使艰苦朴素成为我们的美德。”他睡的是普通木板床，他的衣服补了又补。他严格要求自己的亲属，给他们订立了“十条家规”，从没有利用自己的权力为自己或亲朋好友谋过半点私利。他身后没有留下任何个人财产，他和邓颖超同志一生中的全部工资积蓄都交了党费，他的骨灰撒在祖国的江河大地上。他说：“我们这一辈子和这一个时代的人多付出一点代价，是为后代更好地享受社会主义幸福”。周恩来同志一生心底无私，严以律己，廉洁奉公，是共产党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典范。 

纪念馆

周恩来纪念馆于1988年3月在周恩来故乡江苏省淮安市兴建，1992年1月6日落成对外开放。1998年为纪念周恩来诞辰100周年，又增建了仿北京中南海的西花厅和周恩来铜像广场。周恩来纪念馆馆名由邓小平题写。

周恩来纪念馆位于全国历史文化名城淮安市淮安区，整个馆区由两组气势恢宏的纪念性建筑群、一个纪念岛、三个人工湖和环湖四周的绿地所组成。馆区总面积35万平方米，其中70%为水面，建筑面积1.5万平方米。在纪念馆南北800米长的中轴线上依次有瞻仰台、纪念馆主馆、附馆、周恩来铜像和仿北京中南海西花厅等纪念性建筑。此外，还有岚山诗碑、海棠林、海棠路、樱花路、五龙亭、怀恩亭、西厅观鱼等景点。周恩来纪念馆馆区平面图呈等腰梯形，俯瞰全景，纪念岛和三个人工湖构成汉字忠字形。它是由中国工程院院士、东南大学教授齐康总设计。设计曾获国家设计大奖，工程质量获国家建筑最高奖——特别鲁班奖。

一代伟人周恩来的崇高威望，独具特色的纪念性建筑，丰富的馆藏文物，优美的馆区环境，规范的管理服务，使周恩来纪念馆成为周恩来故乡淮安两个文明建设的重要窗口，成为江苏省和全国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和旅游胜地。开馆以来,周恩来纪念馆每年接待中外观众近100万人次，免费和优惠接待青少年学生团体和军人50万人次，1995年被中国文化部、人事部授予全国文化先进集体称号；1996年被中国文物局授予全国文物系统优秀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称号；1997年被中国人事部、国家文物局授予全国文博系统先进集体称号；1998年被中宣部确定并公布为中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1999年被命名为江苏省文明单位；2000年被命名为江苏省文明风景旅游区示范点。

主馆分为三层，一层展厅共分八个部分，通过丰富翔实的文献史料和珍贵的文物图片以及5台电视显示屏，展现了周恩来光辉的一生。二层瞻仰厅置放着周恩来坐像。这尊汉白玉塑像高3.2米，基座高1.5米，展现的是周恩来总理手握长卷，微笑凝视着前方的伟人形象。 纪念馆正面隔湖望去，南面是观景台，它由廊厅和两座高达16米的剑碑组成，象征着周恩来的丰功伟绩与日月同辉。从这里乘游艇，可直达周恩来故居。整个馆区由两组气势恢宏的纪念性建筑群、一个纪念岛、三个人工湖和环湖四周的绿地所组成。馆区总面积35万平方米，其中70%为水面，建筑面积1.5万平方米。在纪念馆南北800米长的中轴线上，依次有瞻仰台、纪念馆主馆、附馆、周恩来铜像和仿北京中南海西花厅等纪念性建筑。此外，还有岚山诗碑、海棠林、海棠路、樱花路、五龙亭、怀恩亭、西厅观鱼等景点。

如今，周恩来纪念馆已经免费对外开放，吸引了更多海内外游客的到来，瞻仰伟人的风采.。

周恩来纪念馆开放以来接待了胡锦涛、温家宝、贾庆林、李鹏、习近平、贺国强等众多党和国家领导人。

每到清明的时候，淮安的每所学校都会去周恩来纪念馆来瞻仰我们这位敬爱的周总理，学习他当时那种胸怀和精神，能让世界上每个国家对我们的总理有着敬佩的感情。

人物生平

求学经历

1917年在其父张作霖军中服役。1919张学良年就读于东三省陆军讲武堂，在校内结识战术教官郭松龄，两人成为忘年之交。1920年后以炮兵科第一名毕业，初任东北军第三混成旅第二团团长，负责保卫张作霖人身安全，以及奉天维持治安，他将郭松龄一同带至奉军。

第一次直奉战争

1922年第一次直奉大战爆发，张学良与郭松龄指挥的东路军奉军第三混成旅，张学良任旅长，经过霸县战斗和山海关阻击战，成为了第一次直奉大战当中，奉军惟一取胜的部队。

第二次直奉战争

1924年第二次直奉大战爆发，张学良率领奉军第三军与姜登选的奉军第二军为东北军入关的主力军，经过张学良部队的猛攻，奉军突破山海关，直捣北平。直系全面溃败，全军覆没，吴佩孚成为张作霖手下，直系从此走入历史。奉系由此一战夺取了中央政权，张作霖成为了北洋军阀领导人，奉系军事实力此时达到顶点。战后，张学良升为京榆地区卫戍总司令。

东北易帜

1928年6月4日，张作霖在皇姑屯被日本关东军炸死，张学良就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开始统治东北。张作霖被炸死后一星期，以“东北易帜”的果断行动，宣布服从南京国民政府，同年7月1日，张学良向国民政府发出《绝不妨碍统一电》，促使中国从形式上走向统一。后被国民政府任命为陆海空军副司令、东北边防司令长官。

中东路事件

1929年7月，张学良欲取消苏联在东北的特权，查封哈尔滨苏联

商业机构，开始着手收回中东铁路。8月14日，斯大林命令苏联军队沿中东路一线向东北进攻，张学良领导的东北军败给苏军。张学良被迫在伯力签订议定书，恢复苏联在中东铁路的特权。 

中原大战

1930年3月，为争夺中央统治权，汪精卫联合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地方实力派发起挑战蒋介石南京中央政府及国民党中央会议的内战，5月蒋介石宣布“平叛”，史称中原大战。手握重兵的东北边防军司令张学良成为交战双方争取的对象。反蒋派于4月1日任命张为陆海空军副司令，9月反蒋派成立北平国民政府后任命张为国府委员（共7人）、承诺政府一半的部长职务为奉系人员担任，最后战事不利时又许诺将察、绥两省和平津地区让与东北军。

1930年6月21日，蒋介石也任命他为陆海空军副司令，许诺平津地区的军政、财权均归张学良掌握，黄河以北地区全由张学良节制，还任命张学良部于学忠为平津卫戍司令，王树常为河北省主席，王家桢为外交部次长，又以数千万元巨款收买。应蒋介石请求，英、法驻华公使也出面对张施加压力。

张学良在双方矛盾之初，于1930年3月1日发表《劝告蒋阎息争通电》，表示“邦家多难，非息争不足以图存”，声称自己中立并调停劝和。为表示中立，拥有东北兵工厂的张学良向交战双方都出售武器。但实际上张学良较为倾向蒋介石，张与蒋的代表张群、吴铁城、方本仁等很亲近，对阎、冯等人的代表则较为冷淡。不过由于奉系内部对是否介入中原大战以及帮助哪方有诸多分歧，张学良并未下定决心入关助蒋。

随着中原战火日益扩大，交战双方都极力拉拢张学良。1930年7月2日张学良以养病为由，避居葫芦岛一个多月。7月下旬，冯玉祥决定在陇海线发动总的攻势，以配合晋军夺取战略要地徐州。但由于阎军配合不好，冯军给养不足，未能如愿，南方桂军又中途受阻，回师湘桂边界。蒋介石趁机调动援军增强陇海线防务，反蒋力量处于劣势。当时张学良分析，如果蒋介石部队夺回济南，那么蒋在中原大战中将获胜的局势就基本明朗了。至此，张学良感到摊牌的时机已到。

1930年7月18日张学良密电张群：“弟拟暂不返省，刻已派车迎岳军（张群字岳军）兄来岛畅谈，耀（方本仁号耀庭）、铁（指吴铁城）两兄如能同来，尤所祈盼”。吴铁城、张群来岛后，张学良向他们表示：“蒋军如果夺回济南，就可以考虑出兵”，但仍不肯表示具体出兵时间。8月初，张学良从葫芦岛到北戴河，进一步观察时局变化，把握着出兵时机。8月中旬，蒋军攻取济南，反蒋联军出现无法挽回的败局。

张学良感到出兵时机已到，1930年8月30日，他致电张作相、万福麟：“良于卅日返省，现有事待商，希即来沈为盼。”1930年8月30日，张学良返回沈阳。1930年9月10日，张学良在北陵主持召开东北最高会议。在会上张学良详细阐述了他决定出兵华北武装调停内战的原因。他指出：第一，东北地处边陲，日本窥伺已久，欲抵御日寇，必须国内统一，南京政府是全国统一的政府，支持了这个政府方能保证国内的统一；第二，扩大会议内部派系多，分歧大，阎冯反复无常，不能成大事；第三，蒋介石亦系一阴谋野心家，对东北无特殊关系，如想搞垮东北会不择手段，为防止蒋介石继续分化东北军，只有从速实现全国统一，早停内战；第四，蒋军已攻下济南，“应实践对蒋的诺言”。张学良的精辟分析是经过数月冷静思考后得出的，其有理有据，使一向反对出兵的张作相也无话可说，与会者一致同意张学良的主张。应该说，张学良做出拥蒋入关的决定，既是维护自身所在的奉系集团的利益，又有维护国家统一的爱国心的考虑。

1930年9月18日，张学良发出拥护中央、呼吁和平的“巧电”，不失时机地出兵华北，10多天时间，东北军即完成了对平津地区的占领。10月15日，阎锡山、冯玉祥、汪精卫联电张学良，表示接受和平解决。随后，阎、冯联袂下野，晋军、西北军分别为张、蒋收编。

中原大战后，张学良成了赢家。张在中原大战胜负已分时入关，未受到任何损失，他却不仅在战争中靠卖军火和索要军费发了一笔财（张部一入关蒋即发开拔费500万元），还于战后获得了晋、冀、察、绥四省和平、津、青岛三市的地盘，整编后的晋军和西北军一部也归张指挥。政治上张学良还

获得了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司令的职位，成为蒋介石之下、万人之上的显赫人物，其部下也有多人进入南京中央政府。中原大战后的张学良，实力和声望达到了其人生的顶点。

但是，因为处理中原大战的善后事宜，张学良对东北事务的精力被分散；而且中原大战后入关的大批东北军没有回防，1931年张学良为了讨伐石友三又再度征调部分东北军精锐入关，导致了东三省兵力的进一步空虚。这些都给图谋东北已久的日本帝国主义以可乘之机。正好是张学良入关的一年之后的9月18日，日本少壮军人发动了九一八事变。

九一八事变

在世界经济危机的环境下，在南满拥有铁路特权的日本和长期处于内战状态的中国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升高了。1931年7月6日，张学良电告东北政务委员会说：“此时如与日本开战，我方必败。败则日方将对我要求割地偿款，东北将万劫不复，亟宜力避冲突，以公理为周旋”。9月6日张学良又致电臧式毅、荣臻：“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衅，我方务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即希迅速密令各属，确实注意为要。”是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发动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驻守北大营的一万多名东北军将士因遵循张的严令没有抵抗。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1931年9月19日，张学良在北京协和医院对天津大公报记者谈话时说：“吾早下令我部士兵，对日兵挑衅，不得抵抗。故北大营我军，早令收缴军械，存于库房”。9月22、23日，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也分别发表讲话和告国民书，要求“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希望我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事实上默认了张学良的不抵抗政策。张要求其率领的东北军力避冲突，并退守锦州。

在“不抵抗政策”指导下，张学良和蒋介石都寄希望于国联。但到1931年10月24日，国联作出决议，要求日方撤军，而日本不但不加理会，反而于11月进攻嫩江黑龙江守军。日本野心已暴露无遗，张学良自谓：“国联自身本无实力，仅能调解纠纷，不能强判执行，中日事件最好能自谋解决办法。” 但在嫩江桥战役中，当日军和伪军张海鹏部向嫩江桥进攻时，张学良令守军于兆麟部和平撤退，以免靡乱地方，仍旧依赖国联 。

江桥抗战，马占山可谓孤军奋战，未获驻防锦州一带东北军的实力援助。张学良驻锦州队伍“毫无战斗准备” 。江桥战斗结束后，张学良受到社会舆论猛烈抨击。上海救国联合会说“黑省马军，孤军抗日，效忠疆场，张学良未能拨援” 。市民联合会致电国民政府，指责“张学良坐视日寇侵略东北，辱国丧地，放弃职守” 。全国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亦电请政府“严惩张学良，克日出兵” 。

南京政府在认识到日军必将占领东三省的野心和国联的软弱后，逐渐改变政策。1931年11月14日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大会通过决议“严令各省文武官吏若遇外侮入侵，应做正当防卫，严守疆土，与城存亡，不得放弃职守”。

而11月锦州事变中，张学良仍未下抗日决心，而是钟情于“锦州中立化”方案。11月29日，张学良致蒋介石密电，称“惟个人对此亦颇赞成”，并在与日方代表谈判之同时，开始安排东北军撤出锦州。顾维钧于12月3日电文中极力劝阻道：“兄（指张学良）拟将锦州驻军自动撤退，请暂从缓”。后1931年12月5日顾维钧又与宋子文联名致电张学良：“现在如日人进兵锦州，兄为国家计，为兄个人计，自当力排困难，期能防御。”蒋介石亦于12月8日致电张学良：“锦州军队此时勿撤退。”但12月21日，张学良致电第二军司令部：“当最近日本进攻锦州之时，我军驻关外部队理应防范，但若现政府方针未定时，自然不用锦州部队进行防守，因而撤至关内”，“部队驻地为迁安、永平、滦河、昌黎” 。当日军进攻锦州时，国民政府多次电令张学良抵抗。12月25日，令其“积极筹划自卫，以固疆圉”。张学良部队开始从锦州撤退后，12月30日国民政府还急电其“无论如何，必积极抵抗”，但日军兵不血刃占领锦州。日军占领锦州及绥中一带后，实现了对东三省的完全占领。

1932年日本策划的伪满洲国成立，从此东北数千万民众开始遭受日本长达14年之久的残酷统治和掠夺。抗战胜利后，每年的9月18日都被中国人视为国耻日。 

过去长期认为九一八事变为蒋介石一贯的“不抵抗政策”所致。但近

些年的研究表明，实际上“不抵抗政策”是张学良和蒋介石在面对日本威胁问题上的共识。张学良之“不抵抗”，是由于东北军没有能力单独抵抗日本的军事攻击，日本最希望能够挑起战端，所以不断升级挑衅行为。而张一旦与日本开战，他也不可能得到任何来自中央政府的支援，结果只会是丢掉东北的领土和损耗自己的军事实力。所以他严格命令军民百姓“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不给日本人挑起战端的借口。而蒋介石之“不抵抗”，则是为了贯彻他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路线。

在九一八事发当时，乃是张学良下令撤退，而蒋介石日记表明其迟至1931年9月19日晚才从上海方面得知“事变”消息。张自己也在晚年口述的回忆录中说：“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我当时判断日本人不会占领全中国，我没认清他们的侵略意图，所以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扩大战事的借口。”

西安事变

张学良在东北1934年2月张任豫鄂皖三省剿总副司令。1935年3月，任武昌行营主任，10月，兼任西北剿总副司令并代行总司令职权。此时，日本侵华日亟，国民政府一再妥协。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在莫斯科以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名义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简称“八一宣言”），全国要求停止内战实行抗日的呼声日益高涨。

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到西安督战。张学良与西安绥靖公署主任、第17路军

总指挥杨虎城共同向蒋面谏，却遭到蒋拒谏。蒋介石令张学良、杨虎城立即进攻陕北红军，否则将其所部分别调往福建、安徽。

1936年12月9日，中国共产党组织大规模的群众游行示威，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特务军警开枪打伤一名学生，群众非常激愤，决定到临潼直接向蒋介石请愿示威。蒋介石强令张学良制止学生运动，必要时可以向学生开枪。张学良接到命令后，赶上游行队伍，极力劝说学生回去。东北大学学生高呼“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东北军打回老家去，收复东北失地！”等口号。张学良向群众表示一周内以实际行动答复学生要求。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与杨虎城兵谏蒋介石，共同逼蒋联共抗日，造成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当天，张学良、杨虎城向全国发出关于救国八项主张的通电，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停止一切内战。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开放民众爱国运动。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立即召开救国会议”的要求。

西安事变发生后，东北军、西北军内部出现主张杀蒋和放蒋的争执，但张学良、杨虎城二人都主张释放蒋介石。据杨虎城的机要秘书王菊人回忆，西安事变发生后，杨虎城曾找张学良商议释放蒋介石的四项条件：一是蒋介石之“安内攘外政策”必须改变，至少以谈话方式向全国公开声明（当时考虑由南京政府正式发表声明是办不到的）；二是改组国民党政府为抗日联合政府，应有行动表现；三是东北军、17路军的驻地和政治地位不变；四是红军问题，由以后组成的抗日联合政府解决。 

囚禁生活

张学良与杨虎城在1938年11月起被囚禁在贵州省修文县阳明洞。1941年5月张学良转囚贵阳市麒麟洞。由于和市区距离很近，不久很多贵州人都知道张学良关在麒麟洞，于是在1942年2月把张移往贵州省开阳县刘育乡囚禁。1944年春天再移贵州息烽县阳郎坝，冬天再到桐梓县天门洞小西湖。1946年4月9日蒋介石在贵阳市黔灵公园会见张学良。不久之后，张学良被押往重庆歌乐山戴公馆。1946年10月被送到台湾。1947年移住井上温泉（新竹县）。 1957年10月移至高雄市西子湾。1961年秋移居台北市北投居所。张学良在台湾三地都过着软禁生活。张学良原配夫人于凤至，生三子一女，后有情妇“赵四小姐”。他后期信奉基督教，这是他早年读教会学校的早期信仰，1964年受洗。依照一夫一妻规则，蒋中正令张与于凤至离婚，和赵四小姐结婚。 

恢复自由

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逝世。李登辉执政后，1990年起，张学良

全面恢复人身自由，之后到美国探访。1993年4月，受聘为东北大学名誉校长。5月受聘为哈尔滨工业大学名誉理事长。1995年离台，侨居美国夏威夷，在那里长居，直到逝世。 

逝世

2001年10月14日14时50分（北京时间10月15日8时50分），在美国夏威夷首府檀香山史特劳比医院病逝，享年101岁。 

历史评价

由于“西安事变”，国共两党对张学良的历史评价不尽相同。

张学良晚年自评：我们张家父子，若不是为了爱国，会有这种下场吗？

唐德刚：把个花花公子和政治家、军事家分开来做，则民国史上实是车载斗量，没啥稀奇；可是把这三种不同的行业，拼在一起，搞得三位一体，如鱼得水，则学良之外，也就真的别无分店了。 

邵铭煌（中国国民党党史馆主任）：张学良与杨虎城当年身为国民党将领，不仅没有积极剿共，还以非常手段挟持统帅，这种行为几乎等于是“军事政变”，即使在今天的中国，也应该受到制裁，不可能被容忍，更没有所谓“平反”的问题。

刘大年：评价张汉卿先生有三个基本原则：第一，我们是把中华民族的利益得失放在第一位，还是把国民党、共产党的利益得失放在第一位？第二，推动蒋中正参加抗日战争，是抬高了他在历史上的地位，还是贬低了他在历史上的地位？第三，“西安兵谏”，是只有张、杨能够起这种作用，或者还有别人能起这种作用？“西安兵谏”是个人或少数人的行为，还是代表了全民族的意愿？根据以上三条原则去衡量，我们讲历史的人，只要不是负鼓盲翁，就很容易对张学良的是非功过做出判断。学术讨论可以各说各的，但像张汉卿这样的人物，千秋青史自有定评。人无完人，金无足赤，要从民族大义去考虑问题，一切以民族大义为重。 

曹长青：张学良嗜好毒品、女色，生活上是花花公子作派，甚至在指挥热河保卫战时，“只到前线去过一次，还是为了陪宋子文；汽车每行15公里就得停下来，让他注射毒品”。张学良是假将军、假英雄、假基督徒。（1933年，张学良成功戒除毒瘾 。）

毛泽东：令中共抱憾的民族功臣。 

周恩来：不论张学良将军死活，我们中国共产党评张学良将军为“民族英雄、千古功臣”。 

江泽民：张学良先生是伟大的爱国者。65年前，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张学良将军和杨虎城将军以爱国的赤诚之心，秉持抗日救亡的民族大义，毅然发动西安事变，联共抗日，为结束10年内战、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实行全民族抗战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堪称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 

李敖：张学良是民族英雄。张学良最伟大的是他本可以做东北王，但是张学良热爱祖国，东北有独立的本钱却没有独立，比台湾大36倍的地方不肯独立。他的爸爸为此而死。他自己为了中国的主权独立尊严，被蒋中正从36岁关到83岁。

家族成员

后世纪念

张学良故居坐落在天津法租界32号路（今和平区赤峰道78号），是一所西洋集仿式楼房。张氏在二、三十年代来津常住此处。

张氏故居有前后两幢砖木结构楼房，前楼建于1921年，为三层带地下室；后楼为二层，建于1926年。两幢共有楼房42间，建筑面积1270.4平方米。建筑总面积1401.65平方米，总占地面积1.495市亩。

该所建筑造型豪华、美观、大方。前楼正面二、三层设有屋顶平台；室内宽大考究，内部楼梯、地板、门窗等均采用菲律宾木料；卫生设备具全，院内广植草坪。

该楼以张寿懿（张作霖五夫人）名义购自法国领事馆。1949年后张寿懿去香港，由其子张学铨管理出租。1956年进行私房改造后由国家经营，1960年改按公产掌管。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10月22日，

梅兰芳活动照（1931--1960）梅兰芳出生在北京前门外李铁拐斜街一座京剧世家的旧居。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梅兰芳在北京百顺胡同附近一家私塾读书。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正式拜吴菱仙为师学青衣，学的第一出戏是《战蒲关》，后又学习了《二进宫》《三娘教子》等共约三十余出戏。也常跟着秦稚芬和胡二庚学花旦戏。

光绪三十年（1904年）8月17日，北京“广和楼”戏馆第一次登台，工花旦，在《长生殿·鹊桥密誓》里演织女。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梅兰芳家从百顺胡同移居卢草园，正式搭班“喜连成”演出。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8月14日，母亲杨长玉病逝后全家移居鞭子巷头条。

清宣统二年（1910年），梅兰芳与王明华结婚。开始养鸽子的业余爱好。 

演绎生涯

梅兰芳合照宣统三年（1911年），北京各界举行京剧演员评选活动，张贴菊榜，梅兰芳名列第三名探花。

中华民国元年（1912年），第一次与谭鑫培同台演出，演出剧目《桑园寄子》。

民国二年（1913年），他首次到上海演出，在四马路大新路口丹桂第一台演出了《彩楼配》《玉堂春》《穆柯寨》等戏，初来上海就风靡了整个江南。当时里巷间有句俗话：“讨老婆要像梅兰芳，生儿子要像周信芳”。10月31日，接受上海许少卿邀请首次赴上海演出（是梅兰芳第一次离开北京），在四马路大新路口丹桂第一台演出了《彩楼配》《玉堂春》等戏，11月16日第一次贴演扎靠戏《穆柯寨》也是他第一次唱大轴戏，他吸收了上海文明戏、新式舞台、灯光、化妆、服装设计等改良成分，返京后创演时装新戏《孽海波澜》。开始研究新腔并学习昆曲。全家移居北京鞭子巷三条。

民国三年（1914年）1月，在庆丰堂与王蕙芳同拜陈德霖为师 。又先后从师乔蕙兰、李寿山、陈嘉梁学习昆曲。又从路三宝、王瑶卿学戏。7月至10月，在“翊文社”最初尝试创编了时装新戏《孽海波澜》。梅兰芳对化装、头饰方面进行了改革。同年，再次来沪，演出了《五花洞》、《真假潘金莲》、《贵妃醉酒》等拿手好戏，一连唱了一个多月。

民国四年（1915年）4月10日，在北京吉祥园上演创编时装新戏《宦海潮》。4月16日，在北京吉祥园上演创编时装新戏《邓霞姑》，10月31日，在北京吉祥园首演创编古装新戏《嫦娥奔月》。第一次在京剧舞台上使用追光，梅兰芳则把灯光的作用向前推进了一步，梅兰芳开始学习绘画，绘画老师画家王萝白。此后，又结识了画家陈师曾、金拱北、姚茫父、陈半丁、齐白石等。同时并与收藏家朱翼庵订交，广泛观赏书画和古器物。

民国五年（1916年）1月14日，在北京吉祥园上演创编的新戏《黛玉葬花》，4月19日至21日在北京吉祥上演创编时装新戏《一缕麻》。同年，第三次来沪，连唱45天。

民国六年（1917年），梅兰芳创编了神话歌舞剧《天女散花》。

民国七年（1918年），梅兰芳移居上海，演出《游园惊梦》。梅派《游园惊梦》堪称中国戏曲艺苑中的奇葩。同年创编演出了《麻姑献寿》、《红线盗盒》。

民国八年（1919年），余叔岩在正乙祠为母亲祝寿办堂会，梅兰芳反串吕布在此登台献艺。 4月至5月，应日本帝国剧场邀请，携同“喜群社”访问日本进行演出。先后在东京、大阪、神户等地演出，12月应近代实业家张謇邀请，第一次到江苏南通演出。

民国九年（1920年），第一次拍摄无声电影《春香闹学》。

民国十年（1921年），年初，与杨小楼合作组织“崇林社”剧团。年末，与福芝芳结婚。

民国十一年（1922年）2月15

日，在北京第一舞台首演创编新戏《霸王别姬》， 10月15日至11月22日应香港太平戏院邀请，率"承华社"剧团140余人赴港演出。

民国十二年（1923年），首创在京剧伴奏乐器中增加上二胡，使京剧音乐更加丰富，11月在北京开明戏院上演创编新戏《洛神》，11月在北京真光剧场上演创编新戏《廉锦枫》。

民国十三年（1924年）5月，在北京寓所接待印度著名学者、诗人、作家泰戈尔。演出结束后，泰戈尔用孟加拉文题诗一首，又亲自译成英文送给梅兰芳。后来经北京大学精通孟加拉文的吴晓铃、石真教授将原诗译成了汉文白话诗。10月9日至11月22日，梅兰芳应日本帝国剧场社长邀请，第二次访问日本。先后在东京、大阪、京都等地演出。

民国十四年（1925年），创编新戏头本、二本《太真外传》。

民国十五年（1926年），创编新戏三本、四本《太真外传》，在北京东城无量大人胡同梅宅接待来访问的瑞典王储夫妇。

民国十六年（1927年），被评为京剧“四大名旦”之首，创编新戏《俊袭人》，经当时的银行家冯耿光证婚，梅兰芳迎娶了孟小冬。

民国十七年（1928年）4月6日，在北京中和戏院首演创编新戏《凤还巢》，夏季，在北京编演了新戏全本《宇宙锋》，第二次赴香港演出。

民国十九年（1930年）1月18日至7月，率“承华社”剧团部分演员经日本横滨、加拿大维多利亚赴美国演出。先后在西雅图、芝加哥、华盛顿、纽约、旧金山、洛杉矶、圣地亚哥、檀香山等地演出72天，美国波摩拿学院、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分别授予梅兰芳文学荣誉博士学位。

民国二十年（1931年）5月，与余叔岩、齐如山、张伯驹等人创办“国剧学会”，第三次率团赴香港演出，同年与孟小冬解除婚姻关系。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梅兰芳从北京迁居上海。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在上海天蟾舞台上演了创编新戏《抗金兵》。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2月21日至4月21日，率剧团赴苏联演出访问。在苏联先后与戏剧大师斯坦尼拉夫斯基、布莱希特会面，四月至八月赴波兰、德国、法国、比利时、意大利、英国等国进行戏剧考察。后经埃及、印度回国。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2月26日，在上海天蟾舞台上演了创编新戏《生死恨》。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年初，携家眷和剧团演职员再次赴香港演出。全家留居香港。

民国三十年（1941年），蓄须明志，息影舞台。

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年夏，由香港返回上海。从此，杜门谢客。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10月，重新登台，在上海美琪大戏院与俞振飞合作演出了昆曲《断桥》《游园惊梦》等剧目。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6月至11月，在上海联华三厂拍摄彩色片《生死恨》。

文艺工作

1949年，荣获美国波摩那学院和南加州大学的荣誉文学博士学位。7月，出席中华全国第一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9月30日，当选全国政协常务委员，10月1日，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活动。

1951年4月，任命梅兰芳为中国戏曲研究院院长，7月，全家从上海迁回北京，定居护国寺街1号。（现梅兰芳纪念馆） 

1952年12月，出席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举行的世界人民和平大会，与苏联著名舞蹈大师乌兰诺娃在北京会面。

1953年10月，梅兰芳当选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

1954年9月，梅兰芳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

1955年1月，任命梅兰芳为中国京剧院院长，4月，文化部、中国文联、中国戏剧家协会联合为梅兰芳周信芳举办了舞台生活50年纪念活动，2月—8月拍摄《梅兰芳舞台艺术》戏曲片，12月制作完成。

1956年5月26日至7月16日，应日本朝日新闻社等团体邀请，在周恩来总理直接关心和帮助下，组建了阵容最强大的访日京剧代表团，梅兰芳任团长。这也是梅兰芳第三次访问日本。先后在东京、九州、大阪、京都、名古屋等地演出。

1957年4月15日，北京市人民委员会任命梅兰芳为梅剧团团长。6月7日，国际舞蹈协会主席海尔格来到北京授予梅兰芳荣誉奖章。7月9日，梅兰芳担任中国戏曲学院院长。 

晚年生活

1959年5月25日，在北京人民剧场上演创编新戏《穆桂英挂帅》，加入中国共产党。

1960年1月21日，《游园惊梦》彩色电影片拍摄完成，4月15日，北京市人民委员会任命梅兰芳为梅剧团团长。 

1961年5月31日，在中国科学院为科学家们演出《穆桂英挂帅》，这是梅兰芳在舞台生涯中的最后一次演出，7月9日，任命梅兰芳为中国戏曲学院院长，8月8日凌晨5时，梅兰芳在北京病逝。享年67岁。 

主要成就

京剧

梅派艺术

梅兰芳创造的京剧梅派艺术，不仅是中国京剧与整个中国戏曲艺术的高峰，而且是世界三大表演体系之一，梅派艺术的形成与发展，自是得益于时代的机遇，当时北京精英荟萃，戏楼茶馆云集，在梅兰芳缀玉轩聚集的 “梅党”也各显其长，盛举共襄，进而成就了当时如日中天的四大名旦之首梅兰芳和他的梅派艺术。

“梅派”创造出独特的表演形式和唱腔，梅兰芳是京剧旦行创宗立派第一人，革新精神，是梅派艺术的首要特征。“梅派”主要是综合了青衣、花旦和刀马旦的表演方式，在唱、念、做、舞、音乐、服装、扮相等各个方面进行了全面、系统地创造和发展，使京剧旦行的唱腔、表演艺术臻于完美的境界，成为旦行中影响深远的流派。常演梅派代表剧《霸王别姬》、《贵妃醉酒》、《穆桂英挂帅》、《太真外传》、《洛神》、《西施》等。 

在唱腔上，梅兰芳从思想感情出发处理唱腔，一是使老唱腔有了新意，由于他的嗓音高亢清亮、圆润甜脆，音域宽广、音色纯净，加上按音律来处理唱腔，使人听了觉得无腔不新颖，又无腔不熟悉，既悦耳动听，又十分和谐。他对传统戏的唱词不合理的地方进行修改，但改词不改腔，因为唱腔是观众熟悉的，腔虽没改，但却是从剧中人物感情出发把词有所改变。二是梅兰芳创造的新戏，安排的新腔，同样能为观众接受，也是因为所创唱腔符合剧中人物的思想感情，以情带声，而不是用新腔去哗众取宠。

梅兰芳在京剧表演中选择了新旧相融合，在传承中去其不美与低俗，留其精华与清雅来积极学习与吸纳。梅兰芳所创造的“梅派”道路，也和其他流派创造者一样，先是走承师之道，而后在承师的基础上，走自己的创新道路。梅派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特点，抓住某一个特点很难抓，讲究的是范本之美，无论一招一式、一字一腔、发声运气都强调非常规范。 

梅兰芳在艺术上的深化和进步，除了名师的指点，更得力于看戏。注意吸收前辈艺术家们的宝贵经验。梅兰芳认为一面观摩一面学习的方法，是每一个艺人求得深造的基本条件。他运用艺术手段自然、和谐、圆活、洒脱、出神、人化，富有节奏感和塑形美。他的表演艺术特点是质朴中见华贵，端庄中含俏丽，淑静中蕴情致，妩媚中显大方。 

梅兰芳在表演《红线盗盒》中的“剑舞”、《西施》中的“羽舞”、《麻姑献寿》中的“袖舞”、《木兰从军》中的“戟舞”、《思凡》中的“拂舞”、《抗金兵》中的“戎装舞”这些多为反皇权、反暴政、反侵凌的内容剧目时，表现出中国古代受压迫妇女的苦难、挣扎与反抗，展示出梅兰芳所塑造中国古代各类女性形象的艺术才能。《汾河湾》中，他塑造一位苦守寒窑、痛失爱子的贤妻良母，《刺虎》中，他塑造一位舍生忘死、代主出嫁的复仇宫女，《打渔杀家》中，他塑造一位不堪苛政、走向反抗的渔家女儿，《宇宙锋》中，他塑造一位佯装疯癫、违抗圣命的名门闺秀；《虹霓关》中，他塑造一位武艺高强、被爱所伤的痴情女子；《贵妃醉酒》中，他塑造一位天生丽质、一度失宠的宫怨妃子。在京剧和昆曲中的一些经典的武打、舞蹈片段，都体现梅兰芳在舞台上多方面的技艺和擅长。梅兰芳饰演的晚年穆桂英，气度凝重，感情沉沉，唱、做艺术登峰造极，令人叹为观止。他晚年的艺术风格不似中期那样色彩浓艳，而趋于清淡含蓄，更富有内在的魅力。这标志着他的舞台艺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

梅兰芳的一生，体现了不断革新、精益求精的敬业精神，他将诸多艺术领域的创作思想融于了京剧艺术舞台表演之中，在音乐、唱腔、台词、舞蹈、舞美、服饰、化妆乃至理论教学方面都留下了宝贵的艺术资料和实践积累，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世称梅派。 

中国四大名“旦”之首

京剧行当中梅兰芳最擅演的是“旦”。京剧中把女性统称为“旦”，其中按照人物的年龄、性格又可细分为许多行当，饰演大家闺秀和有身份的妇女称为“正旦”，正旦在京剧中俗称“青衣”，这就是因为正旦所扮演的角色常穿青色的长衫而得名。京剧《窦娥冤》中的女主角窦娥就是典型的青衣角色。青衣的表演庄重娴静，秀雅柔婉，以唱功为主，一般说来，青衣的唱腔旋律优美，细腻婉转。

梅兰芳通过不断的努力，终于集京剧旦角艺术之大成，融青衣、花旦、刀马旦行当为一炉，创造出独特的表演形式和唱腔，世称“梅派”，影响很大，与程砚秋、尚小云、荀慧生合称“四大名旦”，推为首席。旦行立派是从“梅派”开始的，而京剧行当中梅兰芳最擅演的是“旦”，故梅兰芳成为中国旦角创艺立派的第一人。 

书画与戏剧结合

中国戏剧在服装、道具、化装、表演上综合起来可以说是活动的水墨画，应该从绘画中吸取对戏剧有帮助的养料。于是他研习作画并向一些绘画名家求教，其中包括齐白石，而齐白石又非常喜爱梅兰芳的戏剧。齐白石对梅兰芳而言是亦师亦友。

梅兰芳先生的一生是精彩的，将艺术和生活，和兴趣走到了一起，让中国传统书画走进戏剧，扩展了艺术领域，同时将原有的艺术壁垒打破，开创出新的 出路，并将这种新式事物传到了国外。 

戏曲理论

梅兰芳一生主要从事京、昆表演，创作了一批时装戏和古装戏，加工整理了一批传统戏，如《牢狱鸳鸯》、《宦海潮》、《邓霞姑》、《一缕麻》、《嫦娥奔月》等。他对中国戏曲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之于戏曲理论的贡献仅是其中一面。

梅兰芳提出了“中国戏剧之三要点”：

第一点，西方戏剧与中国戏剧的隔阂是可以打破的。

第二点，中国戏剧的一切动作和音乐等，完全是姿势化。所谓姿势化，就是一切的动作和音乐等都有固定的方式。例如动作有动作的方式，音乐有音乐的方式，这种种方式，可作为艺术上的字母，将各种不同的字母拼凑一起，就可成为一出戏。但是中国戏的演员们，都不被这种字母所束缚，他依旧可以发挥他在艺术上的天才与创造。

第三点，中国（戏）未来之趋势必须现代化，并不一定是戏剧、本体的现代化，是要使剧中的心情和伦理成为现代化，如背景与灯光也可使其成为姿势化，使其有固定的方式来表现剧中各个情绪，这是中国戏剧今后可试验的途径。

这三点很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可以为中国的京剧传承发展，提供有益的启示。梅兰芳先生的理性阐述，根植于中华民族文艺理论的沃土之中，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这是一份难得的戏曲理论遗产，不仅对梅兰芳京剧表演理论体系的总结至关重要，而且丰富了中国戏曲表演理论体系，值得深入总结研究。 

书画

梅兰芳的画清丽秀雅、神形兼备，有深厚的艺术修养。在抗战时期蓄须铭志，曾以卖画为生计。 梅兰芳先生的书法虽没有他的画出名，但是其书法功底深厚、清静隽秀。以行楷书为主，小楷尤精。小楷风格来源于《乐毅论》《黄庭经》《十三行》等二王小楷，并伴有唐人写经笔意。 

艺术影响

梅兰芳京剧改革及其对戏剧文化的影响

京剧改良运动从1900年到1918年间前后历时十多年，吸引了为数众多的文人志士、演艺界人士参加，京剧改良理论重视戏剧的内容，要求戏剧必须反映现实生活，反对脱离现实，只演旧事，不知当今的旧戏剧观，指明戏曲的美丑高下不仅在于表演形式，更在于表演内容，批判极端形式主义倾向。其次，特别强调戏剧的教育感化作用，突出和提高京剧和演员的社会地位。

梅兰芳1913年首次赴上海演出，善于琢磨创新的他受到上海京剧改良运动的感染，同时，也在上海的实际演出中体会到上海京剧改良运动的某些不足，回到北京后立即着手京剧改革。经历各方面改革尝试，终于成为京剧改革的第一人。1914年7月，梅兰芳首次尝试编演时装新戏《孽海波澜》，在北京地区产生很大影响。继《孽海波澜》以后，他又陆续编演了《宦海潮》《一缕麻》《邓霞姑》等时装新戏。

梅兰芳对京剧的改革是多方面的，甚至可以说是全方位的，而且绝大部分是成功的，对京剧后来的发展起到了先导、示范、启发等巨大作用，在京剧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部篇章。

京剧与国际文化交流

梅兰芳在促进中国与国际间文化交流方面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是中国向海外传播京剧艺术的先驱。 他曾于1919年、1924年和1956年三次访问日本，1930年访问美国，1935年和1952年两次访问苏联进行演出，获得盛誉，并结识了众多国际著名的艺术家、戏剧家、歌唱家、舞蹈家、作家和画家，同他们建立了诚挚的友谊。 他的这些活动不仅增进了各国人民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也使中国京剧艺术跻入了世界戏剧之林。梅兰芳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莱希特并称为世界三大表演体系。

梅兰芳在促进中国与国际间文化交流方面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是中国向海外传播京剧艺术的先驱。 梅兰芳先生是中国表演艺术的象征，是中国人民的骄傲。梅兰芳完美表演记录了中国京剧一个值得骄傲的时代，他的卓越成就让世界认识了中国京剧，并为京剧的独特之美而啧啧称奇。

个人作品

传统戏

梅兰芳先生演出的传统戏中，大部分是正工青衣戏，均是他早年演出的，有些在戏中担任配角，个别剧目在中期仍有演出，有的还在国外演出过。这部分剧目有： 

反串曲目

梅兰芳在中期演出中，曾在一些义务戏和堂会戏中，反串过各种角色，整理见到的有：

时装新戏

梅兰芳在1913年第一次赴上海演出归来后，在几年内编排了五出时装新戏，这种创新精神，当时受到观众极大欢迎。这几出戏是：

古装新戏

梅兰芳从1915年起不足十年间，编演了大量新戏，特别是古装剧中，创造了很多新的艺术表现手法，载歌载舞。这些剧目至今仍受到国内外广大观众的欢迎。它们是：

编演剧目

梅兰芳在20世纪20年代前，根据名著《红楼梦》编演了三出剧目，这在当时北方是第一次出现红楼戏，给京剧舞台又增添了异彩。

昆曲剧目

梅兰芳由于爱好和有志于提倡昆曲，向多位名家学习并积极倡导演出，引起观众对昆曲这一古老剧种的重视，使昆曲这支兰花重放异彩。他演出的昆曲剧目中，有的已成为梅派代表剧目，受到国内外观好评。他演出的昆曲剧目有： 

其他剧目

梅兰芳对一些老剧目或其他剧种的剧目，进行重新创作，在每出戏中都注入许多新的艺术因素，付出了大量创造性劳动，其中有的戏已成为梅派艺术的精品。剧目有：

轶事典故

艺名由来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

秋天，喜连成班主叶春善带领他的科班在吉林演出。一天早晨，叶春善偕筹资组建喜连成的开明绅士牛子厚到吉林北山散步闲谈间，发现一人在小树林里练剑，那剑被他舞得寒光闪闪，风声嗖嗖，牛子厚简直看呆了。他生平酷爱京剧，也观赏过不少武术高手的表演，但像今天见到这样的绝伦剑技，还是不多，他情不自禁地连连拍手叫好。那舞剑人听到有人喝彩，连忙把剑收住并恭敬地向牛子厚躬身施礼：牛老板，喜群献丑了。

牛子厚见面前这个年轻人仪表堂堂，举止端庄，真是一个挑大梁的料子，便问道：“你可曾有艺名？”叶春善接答道：“我给他起了个艺名叫喜群。”牛子厚沉吟良久说：“这孩子相貌举止不俗，久后必成大器，给他更名‘梅兰芳’如何？”叶春善师徒二人欣然同意。从此，就用了“梅兰芳”这一享誉国内外的艺名。 

感恩胡适

民国十七年（1928年），梅兰芳去美国访问演出前得知胡适曾在美国留学七年，对那里非常熟悉，便几次前去拜访，向胡适了解情况。胡适也热情地接待了梅兰芳，把美国各种状况等都对梅兰芳做了详尽的介绍，胡适也都积极地为梅兰芳出谋划策。 当梅兰芳结束美国访问演出，回来后见到胡适，他首先毕恭毕敬地深鞠了一躬，说：“适之先生，这次多亏蒙您指教，我的美国之行才会如此顺利，真是太感谢您了！”接着，他又详细向胡适介绍了自己在美国访问演出的种种情况，言谈之间，洋溢着真挚的感激之情。

之后胡适偶尔出差到上海，梅兰芳总要热情宴请一番。一次，胡适要去美国参加太平洋国际学会的年会，定在那天深夜2点在上海登船。梅兰芳得知这个消息时已是傍晚，距离开船时间仅有几个小时了，自己却还在外地演出。顾不得多想，他当即推掉一切事务，连夜赶回上海。当他站在送行的岸边，向胡适依依不舍地挥动着手臂时，因为一路上赶得急，口中还忍不住气喘吁吁呢。

俗话说，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感恩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梅兰芳的感恩之心着实令人钦佩。

启示之爱国主义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以溥仪为傀儡建立满洲政府，请梅兰芳登台庆祝，梅兰芳拒绝。1937年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淞沪战事爆发。日寇占领上海不久，得知蜚声世界的京剧第一名旦梅兰芳住在上海，就派人请梅兰芳到电台讲话，让其表示愿为日本的“皇道乐士”服务。梅兰芳洞察到日本人的阴谋伎俩之后，便决定尽快离沪赴港，摆脱日寇纠缠。于是他一边给日本人带口信说，要外出演戏，一边携家率团星夜乘船赴港。梅兰芳来到香港后，深居简出。

1941年12月下旬，日军侵占香港，梅兰芳苦不堪言，担心日本人会来找他演戏，怎么办？他与妻子商量后，决心采取一项大胆举措：留蓄胡子，罢歌罢舞，不为日本人和汉奸卖国贼演出。他对友人说：“别瞧我这一撮胡子，将来可有用处。日本人要是蛮不讲理，硬要我出来唱戏，那么，坐牢、杀头，也只好由他了。”

1942年，日本帝国主义为了粉饰太平，妄图把梅兰芳请出来，率领剧团赴南京、长春、东京等地巡回演出，梅兰芳以牙痛为由婉言谢绝。期间为摆脱敌伪的骚扰，梅兰芳留起了胡须，对外称病不能登台。而后日本又派汉奸朱复昌请梅兰芳出面讲几句话，经朋友提议，梅兰芳让医生给自己打了3次伤寒预防针，发起了高烧，一连几天不退。日本人派军医来检查，高至42度，才不得不放弃。然而此时梅家失去演唱的生活来源，生活窘困，梅兰芳不得不出售自己的画作为生，又四处借债，举步维艰，在这样的困境下仍然拒绝了日本人给予优越的条件。直至解放后，梅兰芳为庆祝新中国成立，人民运动胜利才复出。 

人物评价

国内评价

1913年10月28日，《申报》13版《剧谈》这样评论他：梅兰芳之青衫亦为都中第一流人物，色艺之佳，早已名满都下二难兼并，必有特异之技艺以动人，观听者有梨园癖者自必联翩往观，第一台又将座物隙地矣。 

梅邵武在《梅兰芳全集·总序》评论：他是个勤勉好学的演员，从青年时代起就认真钻研古典文 学、国画、民族音乐、民族舞蹈、民俗学、音韵学和服饰学等多方面的祖国传统文化，并把这些知识融合到他的艺术中去，从而创造了大量优秀剧目，形成了具有独 特风格、大家风范的艺术流派--梅派。

老舍：忽然听到梅兰芳同志病逝的消息。我们都黯然久之，热泪欲坠！我们之中，有的是梅大师的朋友，有的只看过他的表演，伤心却是一致辞的。谁都知道这是全国戏曲界的一个重大损失！ 

泰州市委书记蓝绍敏：梅兰芳先生是世人景仰的京剧艺术大师，他创造的独树一帜“梅派”艺术，在国内外享有盛誉。他所取得的辉煌成就，给我们留下了弥足珍贵的艺术遗产，他为中国戏剧艺术做出的杰出贡献，将永载戏剧史册。梅先生属于世界、属于中国，更属于他的家乡泰州。 

戏曲理论家齐如山：他之为人不但谦和，且极讲信用而仁慈，又自爱而讲气节。 

中国戏剧艺术家欧阳予倩：梅兰芳是“真正的演员，美的创造者”。 

国外评价

纽约《世界报》指出：“梅兰芳是所见过的最杰出的演员之一，纽约还从来没有见识过这样的演出。”

美国《时代》说：“梅兰芳的哑剧表演和服装展示的演出真是精美优雅，可爱绝伦，美妙得就像中国古老的花瓶或是刺绣的帷幔。这是一次接触，与一种在数世纪中不可思议地圆熟起来的文化的接触。” 

美国《太阳报》说：“几乎是一种超乎自然的发现，通过许多世纪，中国人建立了一种身体表情的技巧。”无论理解与误解，梅兰芳让美国人第一次见识了中国的京剧艺术。

美国诗人、小说家、评论家斯达克·扬（StarkYoung）：“梅兰芳的戏剧艺术并非完全没有现实主义的成分，它并不具有立体派绘画、抽象的阿拉伯装饰或几何舞蹈设计所具有的那种涵义。跟它确切相似的是中国绘画和雕刻。遗留在我们记忆里的是对他们的抽象画和装饰性的印象，但是我们往往对那种精确性感到惊讶，自然界，一片叶子，一束花朵，一只鸟，一只手，一件斗篷，都被观察得极为精确细致，同时我们也对它们那具有特征的细节所呈现的使人眼花缭乱的色彩缤纷标志感到惊奇。这种精确的标志绝妙地镶嵌在整个艺术之中，这种艺术臻于完美而理想”。他从中国艺术的写意性美学原则出发，在一定程度上厘清了西方人对中国戏曲的某种误读。 

苏联剧作家特烈杰亚柯夫：梅兰芳的到来，改变了长久以来西方对中国艺术所持的“异国情调”的说法，中国戏剧“有这样的悠久的历史”，非但没有走向僵化，在这些五光十色的固定形式之中，却跳动着生命盎然的脉搏。 

苏联戏剧导演梅耶荷德：梅兰芳的舞台动作——手的艺术表现力，他说：“我没有在舞台上看见过任何一个女演员，能像梅兰芳那样传神地表现出女性的特点。”此外，他还深深折服于梅兰芳“表演节奏的巨大力量”，相比之下，他感到苏联戏剧的“很多缺陷”。他认为梅兰芳在苏联的演出对苏联戏剧产生持续的“特殊影响”。 

亲属成员

长辈

祖父：梅巧玲，清末著名旦角演员。

父亲：梅明瑞，字竹芬，小生改花旦。

母亲：杨氏，为杨隆寿之长女。

伯父：梅雨田：京剧京胡演奏家，梅兰芳父亲去世后由伯父养育成人。 

妻子

嫡妻：王明华

平妻：福芝芳 

子女

大永、五十、大宝、葆琪、葆琛、葆珍、葆玥、葆玖

后世纪念

上海故居

1932年冬，"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梅兰芳偕全家告别了北平故居"缀玉轩"故居，在上海马斯南路121号(今思南路87号)定居下来。在思南路居住期间，梅兰芳排演了《抗金兵》、《生死恨》等戏。抗日战争爆发后，梅兰芳罢歌罢舞，息影舞台，并留起了胡子。期间汪伪政府与侵华日军数次登门要求梅兰芳重新登台，均遭拒绝。直到抗日战争胜利，梅兰芳才在思南路的寓所剃去了留了8年的胡子，重返舞台。

泰州梅兰芳纪念馆

泰州梅兰芳纪念馆，俗称梅苑，是

京剧大师梅兰芳故乡的纪念建筑群。1985年2月，时任国家主席的李先念题写了馆名。1992年2月，江泽民总书记亲临视察，并用笔写下“弘扬民族优秀文化，振兴京剧艺术”的题词。

梅兰芳史料陈列馆由明清两代古建筑移建而成。其布局错落有致，融严整、朴实、幽静、雅致于一体。设有“梅兰芳艺术生平”、“梅兰芳生活实物展”、“桃李厅”几部分内容的七个展厅。 

北京梅兰芳纪念馆

梅兰芳纪念馆位于北京

西城区护国寺街9号，是一座典型的两进院落四合院，占地716平方米，是梅兰芳生前最后10年的居所。此院原为清末庆亲王奕王府的一部分，解放后经过修缮，梅兰芳搬到这里居住。梅兰芳逝世后，周梅先生的亲人将家中珍藏的照片、剧本、纪念品等共3万余件文物、资料捐给国家。1986年10月27日建成纪念馆并正式对外开放纪念馆是一座四合院式建筑，朱漆大门上悬挂1亲笔书写的匾额“梅兰芳纪念馆”。门内青石砖瓦大影壁前的翠竹中安放梅兰芳的半身雕像。正院北房正中为客厅，里间为起居室，东西耳房为卧室和书房，书房的书柜里收藏大量珍贵手抄剧本，墙上悬挂张大千、齐白石、陈半丁等著名画家的作品，各项陈设均按梅兰芳生前生活原状布置。东西两边厢房原为梅兰芳子女的居室和餐厅，现在一边房间辟为专题展览室，另一边房间辟为活动室，作为招待贵宾和举办小型梅派艺术活动的场所。外院南屋是纪念馆主要展室，展出的大量珍贵照片和实物。

在这里，充分介绍了梅兰芳一生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在表演艺术上继承传统、刻苦创新的精神和他对现代中国戏曲艺术发展所起的承前启后的作用。

纪念梅兰芳诞辰120周年海外巡演在纽约首演

2014年8月20日，纪念梅兰芳诞辰120周年海外巡演当晚在纽约首演。北京京剧院集合数十位梅派传人，精选多部梅派经典剧目，以商业运作形式，在纽约、华盛顿等地开展海外巡演，让中国传统文化进一步走出国门。

首演剧目为梅派经典剧目之《梅华香韵》，由《天女散花》等五段折子戏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