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嘉之治

背景

元嘉之治是指宋武帝至宋文帝东晋南北朝国力最为强盛的历史时期，史称“元嘉之治”。

宋武帝刘裕由于出身底层，深知底层百姓的疾苦，从他掌权到称帝前后，在政治上他体恤民情，集权中央，整顿吏治，重用寒门，以策试选拔官吏，弥补九品中正制的缺陷，废除苛法，轻徭薄赋，赈济穷人，打击豪强士族，限制士族地主兼并土地，还地于民。主持“土断”，并设立许多侨州郡县，扩大政府的赋役对象，同时发展教育，大力笼络文人，弘扬文化，广收图籍和书籍。在军事上，由于宋武帝刘裕在晋末，南征北讨，平定孙恩、卢循、刘毅、司马休之等军阀势力，又灭桓楚，西蜀、南燕、后秦等国，使刘宋疆域的北部防线到达潼关、黄河一带，为江淮流域的百姓休养生息提供了北方大片缓冲的屏障地带。公元422年，在位仅三年的宋武帝刘裕死后，长子刘义符即位，两年后，被辅政大臣徐羡之、傅亮、谢晦因嬉戏失德杀刘义符，立刘裕三子宜都王刘义隆，史称宋文帝。宋文帝继续实行刘裕的治国方略”(《宋书·良吏传序》)，在位三十年励精图治，休养生息，发展生产，开创东晋南北朝国力最为强盛的历史时期，史称“元嘉之治”。这一时期刘宋与北魏虽多次交战，但宋魏交战都是发生在北方的河南和淮北地区，南方的淮南和江南得到较为长期的安静。

宋文帝第二次北伐的失败导致“元嘉之治”衰败。其实，作为一种政治局面，“元嘉之治”衰败于宋孝武帝时期。孝武帝对元嘉时期制度多所改革。宋孝武帝对元嘉时期制度多所改革。官制方面，他削弱东宫官属、加强皇宫禁卫，设立御史中丞专道制度，取消郡县官入仕年限、缩短其任期，将服亲相临制度扩大化、制度化。政区方面，他分割荆、扬，复立南兖、兖和南豫三州。统治政策方面，他抑制宗室、重用近臣。经济方面，他推行土断，奖励养马，限制封山占水，改铸钱币，设立台使，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大兴土木、奢侈无度。他的改制，除部分具有积极作用外，大多祸国殃民，从而导致"元嘉之治"局面的衰败，加速了刘宋王朝的灭亡。 

形成发展

刘裕改革

宋武帝刘裕从他掌权时起，到他代晋做了皇帝，曾对当时积弊已久的政治、经济状况有所整顿。主要有如下四个方面： 一、整顿吏治，他当时罢掉或处死的官吏有许多是士族或皇族出身。他的亲信、功臣中有“骄纵贪侈，不恤政事”的，他也严厉惩罚，甚之处死。 二、重用寒人。东晋时期，中央和州、郡的大权一直掌握在王、谢、庾、桓四大家族手中，选拔官吏，主要依据门第，所谓“下品无高门，上品无贱族”。选出的官吏多是无才无识之辈。刘裕掌权后，下令改变这种状况，要求按照九品中正制初置时的精神选拔人才。他重用出身“寒微”的人，如刘穆之、檀道济、王镇恶、赵伦之等。 三、继续实行“土断”，抑制兼并。刘裕于义熙九年（413年）再次实行“土断”政策。除南徐、南兖、南青三州都在晋陵（今江苏镇江、常州一带）界内，不在土断之列外，其余都依界土断。多数侨置郡、县被合并或取消。在户籍上，不再分土著和侨人。对于势家大族隐藏户口的，严厉清查。还禁止豪强封锢山泽、乱收租税，人民可以任意樵采捕捞。 四、整顿赋役制度。刘裕下令严禁地方官吏滥征租税、徭役，规定租税、徭役，都以现存户口为准。凡是州、郡、县的官吏利用官府之名，占据屯田、园地的，一律废除。凡宫府需要的物资，“与民和市”，照价给钱，不得征调。还减轻杂税、徭役等。刘裕对政治、经济的整顿，为元嘉之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奠定了南朝政治的雏形。 

刘义隆再续

宋武帝刘裕死后，长子刘义符即位，两年后，大臣徐羡之等杀刘义符，立刘裕三子刘义隆，史称宋文帝。在位二十八年(424－452)宋文帝继续实行刘裕的治国方略，在东晋义熙土断的基础上清理户籍，下令免除百姓欠政府的“通租宿债”，又实行劝学、兴农、招贤等一系列措施，使百姓得以休养生息，社会生产有所发展，经济文化日趋繁荣，由是“三十年间，氓庶蕃息，奉上供徭，止于岁赋。晨出暮归，自事而已”，“民有所系，吏无苟得。家给人足，即事虽难，转死沟渠，于时可免。凡百户之乡，有市之邑，谣舞蹈，触处成群，盖宋世之极盛也。”（《宋文帝刘义隆多次下令劝课农桑，奖励垦荒，采取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发展生产。刘宋前期20多年间，战争较少，社会经济发展迅速，出现了“元嘉之治”的繁荣景象。

评析

元嘉之治，是南朝刘宋武帝刘裕，宋文帝刘义隆，两代君主的励精图治之下，所创造的 进一步打击了腐朽、黑暗的贵族、士族势力，改善了政治和社会状况，对劳动人民的痛苦亦有所减轻，促进了社会的进步。

文化成就

创建四学

元嘉十五年（438年），文帝征豫章处士雷次宗到建康，在鸡笼山开馆，聚徒教授。文帝几次亲到学馆，听次宗讲学。同时，使何尚之立玄学，何承天立史学，谢元立文学，与雷次宗的儒学合称四学。

史学

史学上，这一时期裴松之、裴骃、裴子野并称为“史学三裴”。其中，以裴松之《三国志注》最为著名。

史书记载，宋文帝以陈寿所著《三国志》记事过简，命裴松之为之作补注。《三国志注》对后世注释史学影响深远。同时，这一时期著名的历史学家范晔著《后汉书》，该书与《史记》、《汉书》和《三国志》并称为“四史”。

文学

文学上，刘义庆的《世说新语》文笔简洁俊秀，记录了魏晋人物数百位，后者无出其右，成为六朝志人小说的代表之作。

“元嘉三大家”谢灵运、颜延之、鲍照，在诗歌的内容和形式改革方面都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此外，范晔穷尽二十年心血所著的《后汉书》，因为资料翔实，文才横溢，被后人称为“良史”并与《史记》《汉书》《三国志》并称为“四史”。 

科技

科技领域，宋政权虽然短暂，却同样留下了灿烂的光芒。医学就是在这个时候成为了一门独立的学科。宋文帝时，政府设置了太医博士、太医助教等医官，专门负责医学教育工作。宋元嘉二十年（443），何承天制成《元嘉历》，此历法比以前的历法更加精密，推动了中国历法的发展。不过对后世影响最大的还应该是刘宋末年的著名科学家祖冲之。他经过艰苦的研究，终于将圆周率推演到小数点后7位，这一杰出成就领先了欧洲1000年之久。成为中国数学史上的一座丰碑

。此外，他还制造了指南车、发明了使用机械开动的“千里船”，还有他发明的“水碓磨”极大地提高了农民舂米和磨粉的效率，推动了江南经济的发展。 

艺术

此外，书画、围棋、佛教、道教等也在这个时候获得了很大的发展，给后世都留下了极大的影响。 

衰败

元嘉之治的衰败，主要始于宋文帝刘义隆晚年的北伐失利。虽然文帝早年也进行过一次北伐，但规模并不大，时间也较短，那次宋魏主要是在相互争夺河南地，并未波及淮北，淮南和江南，缘由在于当时北魏并未统一黄河以北，且受柔然和吐谷浑的牵制，还没足够精力和兵力侵犯刘宋的淮北。后世史家大多认为宋文帝倾全国之力在时机并不成熟，尚未准备充分之际，且受纸上谈兵的王玄谟蛊惑，贸然发动第二次北伐，又在人事布置和调兵遣将上失误，冤杀一代名将檀道济，自毁长城，士气大跌，引起北魏大规模反攻，是导致国力衰退的一个重要原因。

宋文帝凭借富强的国力，经常出兵击魏，想收复黄河以南土地。 430年，遣将北伐，魏人敛兵河北以避之，宋朝得了虎牢、滑台而不能继续进取，兵力并不足坚守。至冬，魏人大举南下，所得之地复失。 魏太武帝勇武善战，统一黄河流域后，有吞并江南的奢望。四五○年，南北两个全盛的国家，爆发了决存亡的大战争。

四五○年，魏太武帝自率步骑十万攻宋悬瓠城（河南上蔡县东），宋将陈宪坚守苦战，魏军死伤甚重，败退。接着，宋文帝发大军，分水陆数路北伐，魏太武帝也发兵号称百万渡黄河来应战。宋将王玄谟率主力军攻滑台，被魏主力军击败。柳元景薛安都破魏洛州守军，收复陕城和潼关。宋文帝因王玄谟溃败，召还柳元景等军。四五一年，魏军乘胜攻彭城，徐州刺史刘骏（宋文帝子）决心坚守，魏太武帝攻城不克，率大军南行，攻盱眙城（江苏盱眙县）不克，又率军南行直到瓜步（江苏六合县境），声言要渡长江。宋沿江戒严，每户都得出丁男来服役，王公大臣家子弟也不能免。魏兵缺粮，前面有大江，后面有宋兵坚守城镇，只好退走。魏太武帝攻盱眙，向宋守将臧质求酒，臧质给他一罐便尿。魏太武帝受辱，大怒，全力攻城三十日，魏兵尸体高与城平，仍不能攻入，又只好忍辱退走。 

这次大战争，宋兵力小，魏兵力大，宋进攻中原，失败是难免的。宋文帝并无战争经验，每次出兵作战，总要预先制定计划，限制将帅的机动性。交战的日期和时刻，也必须由宋文帝亲自决定。朝廷离战阵路途遥远，常常坐失时机，这也是遭致失败的一个原因。魏是野蛮的国家，每次作战，总是驱迫汉民在前阵，鲜卑骑兵在后面驰逐，汉民前进得慢一点，就被骑兵踏死。魏兵走到的地方，屠杀宋民异常残酷，少数人被捕捉到北方去作奴婢，算是幸运，多数人都被杀死。攻城尤其避免用鲜卑人。魏太武帝猛攻盱眙，给臧质信里说，我派出的攻城兵，都不是我国人（鲜卑人）。攻东北城的是丁零人匈奴人，攻南城的是氐人羌人。你杀死这些人，省得他们在我国内作乱，对我只有好处，你尽力杀吧！魏兵作战就是这样消耗大量非鲜卑人的生命来进行的。魏太武帝南侵失败，尽量发泄了他的所有野蛮性。宋朝南兖、徐、兖、豫、青、冀六州地方，都遭受大破坏。魏兵一见丁壮人就杀，刺婴儿在长矛上，舞矛以为戏乐。掳去生口（被捕获作奴婢的人）一万多人，听说宋兵来追，把生口全部杀死。魏各军又捕捉宋民，驱回北方，有的捕得五千余家，有的捕得五万余家。魏兵经过的郡县，房屋被烧毁，变成一片白地，春燕归来，只好在树上造巢。宋从此国力大损，魏兵马死伤也过半数，南北两朝都疲惫，不敢再轻易较量兵力。 

元嘉之世，本来称为南朝富庶的时代的，经此一役，就元气大伤了，而北强南弱之势，亦于是乎形成。 

评价

司马光评论宋文帝时说：“上聪明仁厚，勤于听断，江左之治称元嘉焉。”又称：“文帝勤于为治，子惠庶民，足为承平之良主。而不量其力，横挑强胡，使师徒歼于河南戎马饮于江津。”（《稽古录》卷十四）。这些评论，可以说，都符合基本情况。《资治通鉴》（卷一二一）中载有宋文帝给他弟弟都督荆、湘等八州诸军事、荆州刺史义恭的书信说：“天下艰难，家国事重，虽曰守成，实亦未易。隆替安危，在吾曹耳。岂可不感寻工业，大惧负荷！汝性褊急，志之所滞，其欲必行，意所不存，从物回改。此最弊事，宜念裁抑。工青遇士大夫以礼，与小人有恩；西门、安于，矫性齐美；关羽、张飞，任偏同弊。行己举事，深宜鉴此！……汝一月自用钱不可过三十万，若能省此，益美。西楚（荆州）府舍，略所谙究。计当不须改作，日求新异。凡讯狱，多决当时，难可逆虑，此实为难。至讯日，虚怀博尽，慎无以喜怒加人，能择善者而从之，美自归己，不可专意自决，以矜独断之明也！名器，深宜慎借，不可妄以假人，昵近爵赐，尤应裁量。吾于左右虽为少恩，如闻外论不以为非也。以贵凌物，物不服；以威加人，人不厌。……声乐嬉游，不宜令过；蒲酒渔猫，一切勿为。供用奉身，皆有节度；奇服异器，不宜兴长。又宜数引见佐史，相见不数，则彼我不亲。不亲，无因得尽人情，复何由知众事也。”《资治通鉴》记载这一书信，实际是在叙述宋文帝的政治思想。宋文帝的元嘉之治，在南朝历史上确是难得的。 

宋文帝为政，抓了几件大事。他屡次下诏减免租税（《宋书·文帝纪》）。尽管这一减免的范围和程度是有限的，虽然主要是对人民积欠的减轻，但人民却多少可以减轻一些负担。二是鼓励农桑。东晋末年以来，南方经济在政局动乱中受到损害。宋文帝时，“农桑情业，游食者众，荒菜不开”的状况，依然存在。宋文帝下诏，号召他的巨民“咸使肆力，地无遗利，耕蚕树艺，各尽其力”。并把劝农成绩的好坏与仕途升迁联系起来，“若有力田殊众，岁竟，条名列上”（《宋书·文帝纪》）。宋文帝鼓励农桑的效果是较为显著的，一些废弃田地被辟为良田，农民的积极性也有所提高。 

经过刘裕父子的努力，晋末以来“治纲大弛，权门并兼，强弱相凌；百姓流离，不得保其产业”（《宋书·武帝纪》）的状况有所改善。史称其时：“三十年间，氓庶蕃息，奉上供徭，止于岁赋。晨出暮归，自事而已。……民有所系，吏无苟得。家给人足，即事虽难，转死沟渠，于时可免。凡百户之多，有市之邑，歌谣舞蹈，触处成群。盖宋世之极盛也。”（《宋书·良吏传序》）这一派歌舞升平，人民安居乐业的太平景象，难免带有封建史家过于渲染的色彩。但不管怎么说，元嘉时期确是南朝最安稳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