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走向统一的必然趋势

公元589年，隋朝重新统一了中国，魏晋南北朝作为一个以南北分裂为主的历史时期，就此结束。如果说历史上充斥着偶然事件的话，这却是一个必然会发生的结果，是一种不可避免的趋势。这种趋势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文化意识和经济发展所构成的背景，二是当时南北之间政治军事实力的对比。

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呈现诸多分裂割据的局面，但促成统一的因素却在悄悄萌生。首先是流民和移民的大潮推动了语言文字的交流。“夫九州之人，言语不同，生民已来，固常然矣”。但如果彼此老死不相往来，那么其言语之间的差异就会越来越大。而移民的往来打破了这种隔阂，因为移民和原住民之间总是要交流的，他们就会寻找出新的交流约定来。西晋后洛阳的正音“南染吴、越，北杂夷虏”及东晋长江下游扬州“侨吴混合之语音最盛行”，而且“此种相互同化作用范围甚广”。与此相关的是，进入中原的各个少数族的本族语言也渐渐地在生活中消失。语言文字的统一成了走向政治统一的前奏。

其次是生活习俗的混一，主要在于游牧习俗与农耕生活的相适应。本时期的民族问题，不是在边境上的攻战，而是在中土的如何相处。其民族融合的过程大致可分为四步：第一是交往；第二是杂居；

第三是普遍的通婚；第四是文化和行为准则的认同。对少数族的上层，农业化和汉化是一致的。为了统治，他们要与汉族打交道，就会率先学习汉语言文字，如稽胡“又与华民错居，其渠帅颇识文字”。这种结果是惊人的，“后魏初定中原，军容号令，皆以夷语。后染华俗，多不能通”，至北朝后期竟需“录其本言，相传教习，谓之‘国语”’！接下来是文明感染，如土族的风气对他们有较大的吸引力，若魏道武帝也服寒食散，以致“药数动发”。其中一个动因是由此可以提高他们在族群里的地位或威权。但往往这两者是同步的，尤其在下层。一旦下层族众也融通了，民族融合就难以逆转了。

再次是水陆道路的打通。路是人走出来的，军队的征讨，民众的迁徙，商人的贩卖，行僧的云游，都会把路走得更多更广。士兵、移民、商贩、僧人是魏晋南北朝最常见的人们，他们的往来带动了道路的发展，也带出了统一的条件。魏晋南北朝时期，为了适应南征北战的需要，自曹魏起在水利上开始做两件事。一是配合大规模屯田的需要而修建灌溉系统，如当时“上引河流，下通淮颍，大治诸陂于颍南、颍北，穿渠三百余里，溉田二万顷”。即使前燕这样的政权，也因屯田而“沟洫溉灌，有益官私，主者量造，务尽水陆之势”。二是开凿或疏通了一系列水道以运兵和运粮，如白沟、平虏渠、泉州渠、新河、利漕渠、白马渠、鲁口渠、贾侯渠、讨虏渠、广漕渠、淮阳渠、百尺渠及巢肥运河等等。所以当时“南北政权都重视通往淮河流域的水道，使长江、黄河间的水路交通进一步拓展”。这些水道的开凿或疏通，无疑为隋代的大运河开通打下了基础，并使以后隋唐的大统一少了几分地理上的障碍。由此尽管政治上是分裂的，经济交往却很寻常，证据之一就是诸朝的商业税越来越成为官方的重要收入。不仅“河桥孟津，解券输钱”，就是沿途旅舍，也对“交易贸迁”者“依客舍收钱”，追求末利。东晋南朝更是如此。证据之二是南北之间还常设“互市”。早期如前秦苻健“于丰阳县立荆州，以引南金奇货、弓竿漆蜡，通关市，来远商，于是国用充足，而异贿盈积矣”。后来北魏“又于南垂立互市，以致南货，羽毛齿革之属无远不至”。地方上如魏崔宽为陕城镇将，以“恒农出漆蜡竹木之饶，路与南通，贸易来往，家产丰富，而百姓乐之”。又如北魏占领淮河流域后，“江南无复鳆鱼，或有问关得至者，一枚直数千钱”，但也有人一下子购得鳆鱼三十枚者，可见交易量还是不小的。即使在打仗时也未停止，如高季式“为都督，随司徒潘乐征江、淮间。为私使乐人于边境交易，还京，坐被禁止”。而这种商业上的利益，致使北魏缘边州郡的官员“皆无防寇御贼之心，唯有通商聚敛之意”。另一边如梁时“郁洲接边陲，民俗多与魏人交市”凡此，可见南北边境交易规模之大和影响之深。魏分东、西后，“士人仍缘姻旧，私相贸易”，虽有禁令，但“犯者非一”，后来不得不放松。又如北齐“旧制，以淮禁不听商贩辄度”。苏琼为徐州行台左丞，行徐州事后，听两淮通籴粮食，“遂得商估往还，彼此兼济，水陆之利，通于河北”。这种情况当然是促进统一的因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