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世说新语》,发现作者经常借时人之口调侃司马相如。比如,在《任诞》里有这样的叙述:王孝伯(王恭)问王大:“阮籍何如司马相如?”王大曰:“阮籍胸中垒块,故须酒浇之。”刘孝标注云:“言阮皆同相如,而饮酒异耳。”类似的叙述大概出现了三次。仔细分析,确然事出有因:魏晋那一帮林下诸贤,虽然和司马相如一样,都相当能闹腾,但在骨子里或许是真的瞧不起司马相如。
将两汉的文人墨客都从棺材里揪出来晒晒,也就司马相如一人,可以和魏晋的古惑仔们有得一拼。于是,司马相如可能非常不幸地成了魏晋名士们的“出气筒”。司马相如玩过著名的私奔,这在儒家子弟的眼里,属于“恣情任性”和“倜傥放荡”的不检点行为。而在魏晋名士们的眼里,此举纯属小儿科。阮籍的做法是,居丧期间勾引邻家美貌少妇,且是有夫之妇,简直惊世骇俗,分明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还一下子成了时尚达人(《晋书》评曰:达而无检)。此类事例甚多,人所熟知,不待详引。
司马相如不但嗜酒如命,还自己酿过酒,当过酒馆的店小二,这叫什么?叫“嗜酒荒放”。可是,魏晋名士们对此依然嗤之以鼻,他们认为,司马相如嗜酒,只是寻常的“杯中之好”罢了,说句不好听的,就是贪杯,他心中没有须酒浇释的“垒块”。这种情绪在后人的诸多注释中多有出现,比如鲁迅先生就曾揭示过。而竹林七贤的嗜酒,其背后有着政治高压下的穷途末路之心态,醉酒,是他们最后的安身立命之所。司马相如有过在宫殿里脱裤子撒尿的“劣迹”,还被廷尉抓了现行,告以大不敬之罪,算起来也是潇洒裸一回了。可是,竹林七贤之一的王澄就是不买账,他以实际行动予以反击:当着一帮子文武百官的面,全裸爬树抓喜鹊(解衵脱衣上树、裸形扪鹊),还跟市井卖帽子的老婆婆调笑,甚至直呼父亲的字。
司马相如的“劣迹”,饱读诗书的王澄不可能不知道。比较一下可以发现,前者是偷偷摸摸,后者是光明正大,前者是“宵小之行”,后者是公然结交宵小,前者是袒露身体,后者不光袒露,还对父亲构成大不敬。变本加厉至极,近乎不耻了。难怪当时的“士庶莫不倾慕之”。司马相如再怎么闹腾,
汉武帝始终也没严办他。以
刘彻数十年执行刑罚之酷(独尊儒术是面子功夫),
司马相如能仅以身免,说明了什么?后人将其归于弄臣之列,赵炎以为,恐非空穴来风。弄臣之弄,即玩弄之弄也,说白了,你司马相如不过是刘彻的开心果而已,没怎么把你当盘菜。那么,这一点,司马相如自己知道吗?完全明了。据史载,他常说笑话逗刘彻开心,奴才之面孔昭然若揭。有一顶帽子叫气节有亏,给司马相如戴,尺码恰好合适。
再看魏晋诸名士,无论在朝在野,皆是朝廷的反对派和对立面,抵触与不合作,是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气节一条而言,他们瞧不起司马相如的理由,已经足够了。另外,姓氏上的渊源,或许也构成了魏晋名士对司马相如的排斥。虽然司马相如是成都人,而
司马懿是河南温县人,八竿子扯不到一块儿。但是,打断骨头连着筋,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祖先,即
周宣王执政时期官拜司马(管辖军政和征战的官职)的程伯休父(《通志·氏族略》)。因此,司马氏主政的朝廷对司马相如其人其文推崇备至,而以
竹林七贤为代表的名士群体极力调侃司马相如,借以讥讽当局和当局的奴才们,就存在可能了。历朝历代,有才的奴与有才的人之间的斗争,莫外如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