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儒学的返本开新论是怎样的？

在港台新儒家中，唐君毅是一位具有相当影响力的学者。他不仅曾经协助钱穆创办新亚书院和新亚研究所，而且个人在儒家思想的阐释方面也作过相当重要的贡献。

1926年，十七岁的唐君毅考上北京大学，在那里，他听过梁启超、胡适和梁漱溟等学者大家的演讲或课程。对于胡适推崇西方文化的态度，唐君毅几乎从一开始就表示反感，而对梁漱溟所宣扬的儒家思想及保守主义观点，则表示相当的欣赏，受梁漱溟的影响相当深。次年，唐君毅转到南京中央大学哲学系，师从方东美和场用彤，从他们那里学到了西方新实在论哲学。在他求学中央大学期间，著名的新儒学代表人物熊十力曾到校宣讲其新唯识论哲学，唐君毅又受他影响不小。

在大陆执教的时候，唐君毅虽然对中西哲学的异同进行过比较研究，并曾著有《中西哲学思想比较论文集》，但是，他的治学重点主要在人生哲学和道德问题，尚未表现出后来那么明显的新儒学倾向。在这一时期，他认为，人生的根本在心，或者说在精神。因为从外面看，人虽是现实的物质存在，但是从内里看，则人是精神的存在。精神与身体比较起来，更能代表人的“自我”。因此，心是身的主宰，而身则只是心的外壳。基于此认识，他把人的一切活动都视为心的活动，精神的活动。他指出，人生的目的不在追求快乐，不在满足欲望，也不在求生命的更广大丰富，而应该在实现自我。人生的最大幸福，乃是纯粹的精神活动的幸福。人要时时以反刍的精神细细地品味生活的意义，去求取人生的智慧，使自己的心灵对于真理永远有新发现的欢悦。同时，人不要悲叹自己的失望，而要勇于战胜自己的烦恼，也不要把自己的快乐化为狂欢，而要经得起生活的狂澜。

唐君毅到香港之后，由于直接感受到中西文化的激烈冲突，便将学问的重点逐步转到文化问题上来。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省以及对西方文化的考察和直接感受，他觉得应该解决中国传统文化的'开新'问题。在中西文化的根本区别方面，唐君毅在前人探讨的基础上，认定中国文化重人，西方文化重物;中国文化重视道德和艺术，西方文化重视科学与宗教;中国文化重人伦，西方文化重个人自由;中国文化重统绪，而西方文化重分殊。他具体解释道，中国思想与西方思想不同的地方，关键在于中国思想很早便特重视'人'的观念。儒家的六经是中国最早的经典，六经主要讲的便是'人道'。中国的经典也讲天，但中国古代讲天，重要的是为了治历法、明天时。这和西方或印度的宗教基本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