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的金融战：鬼子的一大波假币袭来，且看民国政府怎样应付！

抗日战争中，中日两国不但正面战场真刀真枪打的你死我活，而且在经济领域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也都得如火如荼。期间双方还展开一场旷日持久的假币大战。

日本制造假币，当然一方面可以用来收购战略物资，供其战争需要；但另一方面则是破坏当时中国的经济基础，从而引发国民政府经济危机，从基础上摧毁中国的抵抗力量。

日本的“造假狂人”

日本印制假币的工作开始由一个名叫山本宪藏的人负责，这人是个中国通，主修专业是会计，曾在中国学习过。这个人的理想很奇怪，竟然是制造假币，不管怎样，战争给了他发挥特长的平台。

当时的山本宪藏供职于日军参谋部第七课。在此期间，他前往华中地区考察中国法币的流通情况，并同日本国内的“造币专家”井上源进行了认真的论证，写成了文章《法币谋略工作计划》，交给了主管谍报工作的的第八课。第八课审查后，呈给了陆军大臣东条英机，东条英机亲自批准实行了这一计划。

山本宪藏找到凸版印刷株式会社的造币专家井上源之承。他们建立了媲美日本大藏省的印钞厂，又从大藏省印制局调来技艺精湛的工匠，来雕刻法币的印刷钢板。经过多次尝试，登户研究所终于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仿造出第一批法币样本。

起初，山本、井上源选中了5元法币作为对象，印刷了几十万元成品。然而悲剧的是，这批假币到达中国时，中国政府已经禁止流通5元法币。他们的第一次行动遭到失败。山本宪藏也受到上司严厉斥责。

后来，他们伪造了大量中国农民银行的低面值假币，并从中国购买了大量的物资。为了伪钞顺利流通，日军在上海成立杉机关，又被称为坂田机关。他们通常的作法是将假币交给日本在华的商社，套购战略物资，这样的商社有诚达公司等几十家公司之多，触角遍及全国，他们和日本情报机关存在天然的联系。甚至一些日本间谍就是后台老板和股东。他们还会把假币给日本的特务机构作为收买汉奸的这个经费，

1942年，德国海军在太平洋上截获一艘美国商船，查获了美国造币公司为中国交通银行印刷的10亿元法币半成品，上面只缺号码和符号。香港沦陷后，日本在香港获得了印钞的机器，还有一些半成品，大量的半成品被它获得了，这就使得日本只需将这些半成品加上编号即可使用。

至此，终于掌握了法币印刷的全部秘密。从1939年到1945年，日本共制造假法币40亿元之多。、

大量以假乱真的法币，进入国统区后，很快造成了金融秩序的混乱。一些拿到伪钞的汉奸，用其抢购物资，这使得战略物资大量流失，造成物价飞涨，国统区原本就捉襟见肘的经济更加恶化，抗战经济形势更加恶化。

戴笠的全力反击

国民党政府为了与日本假币对抗，采取了多种措施。最重要的是对法币进行改版，并不等日本的假币发挥功效，就开始进入通货膨胀阶段。

太平洋战争爆发了，中美双方已经形成了，实质性的战略同盟国的关系。所以中国方面决定，利用美方的印钞力量来伪造汪伪中储券。当时，日本在沦陷区内流通有各种面值日本钞票、伪币和军用票。每当日军发行一种新版纸币时，就由戴笠从汪伪汉奸周佛海处获取日伪银行的印钞票版，带回重庆的歌乐山复制并日夜赶印，总数多达1.5万箱。然后在戴笠直接指挥下，特券闯过前线犬牙交错的封锁线，由军统敌后秘密交通线运输到日占区。戴笠还经常派一些人到日战区去，携带大量的伪钞，假装富商到敌占区采购大量的物资回来。

但这一情况很快引起了日方情报机关的注意，大批伪钞随后遭到日军查获，与此同时，山本宪藏命令登户研究所，加快了中储券版式的更新速度。增加钞票中的防伪技术细节，提高伪造难度。汪伪也颁布法律，对使用伪币的人员一律处以重型。一时间，大批伪钞纷纷被查获，制造使用人员遭到捕杀。戴笠亲自领导的伪钞计划一度受挫。

就在戴笠为此一筹莫展的时候，日本特高课的高级特务林顶立出现了，这个人是一个日籍台湾人，日本人把他视为二等公民，不待见他，他一直想投奔到中方这边。这可帮了大忙了，从此以后，他利用自己身份的便利，把汪伪中储券每一批此，货币的形态，一些秘密，在第一时间通知大后方。

好景不长，1941年，一名厦门军统外围人员被捕，随即招供出了军统厦门站的活动行踪。日军特高课驻厦门负责人老特务泽重信发现，特高课内部有中方特工混入，命令展开调查，而负责人就是林顶立。

为了保护林顶立，戴笠将一个女特务安插泽重信刚常去蝴蝶舞厅任职。并于1941年10月26日将其击毙。

截止到1945年抗战结束，军统印制的中储券伪钞，前后共计达到了一万五千箱，可是这个数量比起日本四十多亿元而言，还远远逊色很多。但究其结果而言，可以说日寇印制的这点伪钞并没有达到扰乱“国统区”经济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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