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举

摘要

清代武举为国家提供了大批人材，其中产生了不少杰出人物。 但清朝只设武举而无武学，可以说为近代中国军事落后埋下了祸根。

概述

唐代武则天始创选拔武将的武举考试。至清朝时改称武科。历史上武举一共进行过约五百次。相对于文科举，武科举较为不受重视。历朝的武举时而被废，时而恢复。而武举出身的地位亦低于文科出身的进士。

历史渊源

武则天科举制首先是从文举开始的，选拔的都是经国治世的文才，因此文举是科举制的主要组成部分。唐代文举的科目是很多的，明经、明法（通晓法令者）、明字（通晓书法者）、明算（通晓术算者）、进士、俊士（才能俊秀者）等五十多种，后来渐渐演变为只重视明经、进士两科。

这两科最初只是试策，也就是根据经义和时务写作论文，后来逐渐转变为进士科注重诗赋，明经科注重“帖经”和“墨义”。

所谓帖经，就是将经书任意揭开一页，将左右两边遮住，中间只露出一行，再用纸帖盖三字，令应试者填充（填空）。所谓墨义，则是对经文的字句作简单的笔试(默写)。帖经与墨义，只要熟读经传和注释就可以考中，而写作诗赋则需要具有一定的文学才能，所以进士科及第很难，当时流传的“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指的就是这个意思。

武则天是中国唯一的女皇帝，武举制度也是她执政时期开始的。武举主要选拔将才，与文举比较，其重要性不及文举，武举出身的地位也不及文举的进士。

历史上的武举开始于武则天执政时期，公元702年，由兵部主持武举考试，考试科目有马射、步射、平射、马枪、负重、摔跤等。宋代规定武举不能只有武力，还要考问军事策略，比如孙吴兵法（孙子、吴起）等。到了明朝时更改为“先之以谋略，次之以武艺”，把军事谋略置于军事技术之上，如果在答策的笔试中不及格，便不能参加武试。初期的笔试考三题，试策两题，另一题论考四书。后来四书的题目改为默写武经。但明代的军事职位多半由世荫承袭，再加上由行伍逐步提拔起来的，武举选将只是个补充形式。

清代的情况就大不相同。从制度上看，基本沿袭明末，考试程序、办法等也没有多少变化，但由于清朝统治者出身于游牧民族，善于骑射，因此对武举的重视程度大大超过明代。清代武官虽然仍以行伍出身为“正途”，由武举出身的次之，但武举出身者数量不断增大，在军中占有相当比例，由于封建国家大力提倡，制度日益严密，录取相对公正，因此，民间习武之风兴盛一时。

唐代的武举主要考举重、骑射、步射、马枪等技术；此外对考生外相貌亦有要求，要“躯干雄伟、可以为将帅者”。宋代时规定武举不能只有武力，要“副之策略”，问孙吴兵法等。到了明朝时更改为“先之以谋略，次之以武艺”，如果在答策的笔试中不及格，不能参考武试。

至清朝时，改为先试马步射，马射二回六矢，中三为合。步射九矢中五为合。之后比力气，包括拉硬弓、舞刀、举石。弓分八、十、十二力；刀分八十、一百、百二斤；石分二百、二百五十、三百斤。合格者才考笔试。

宋以前并没有“武状元”之设。首名武状元产生于宋神宗时，为福建人薛奕，后与西夏作战时战死。历史上著名由武举出身的武将尚有唐代的郭子仪(唐玄宗开元初年武举异等)，北宋徐徽言(文进士出身，后弃文习武，徽宗授武状元)等等。我国历史上的武举制度创始于唐代。武则天长安二年（700）“诏天下诸州宣教武艺”，并确定在兵部主持下，每年为天下武士举行一次考试，考试合格者授予武职。①一般认为，这就是我国科举制度中“武举”或“武科”的正式出台。自此以后，武举考试为大多数封建王朝所承袭，成为封建国家网罗武备人村的重要制度。

唐代武举偏重于技勇，重点是马上枪法，而整个制度还不够完备，只能说是武举的创制时期。宋代开始，武举被纳入整个科举体系之中，确定了三组考试的程序和外场考武艺、内场考策论兵书的考试办法，武举制度臻于规整。元代武举废止不行。武举的兴盛是明清两代，特别是在清代。

明朝武举

明朝武举创制甚早，但制度一直没有确定下来。直到成化十四年（1478），才根据太监王直的建议，以文科为例，设武科乡、会试。弘治六年（1493年），定武科六年一试，先策略，后弓马，策不中者不准试弓马。后又改为三年一试。考试内容主要是马步弓箭和策试。

万历末年曾有过一次实行改革的议论，有朝臣主张设“将材武科”，初场试武艺，内容包括马步箭及枪、刀、剑、戟、拳搏、击刺等法；二场试营阵、地雷、火药、战车等项；三场各就其兵法、天文、地理所熟悉者言之。显然易见，这是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提议，可惜并没有引起朝廷重视，只是说说罢了，否则将会产生极为深远的历史影响。

崇祯四年，参加武会试的举子中，能运百斤大刀者只有王来聘、徐彦琦两人，发榜后徐彦琦榜上无名，议论腾起。当时正“锐意重武”的崇祯帝认为有人作弊，将考官、监试御史等一大批官员下狱、撤职，令倪元璐、方逢年等主持复试。复试后选取百人，依照文榜例，分三甲传胪赐宴。崇祯亲自调阅前三十名试卷，钦定一甲三人，王来聘居一甲第一名，也就是武状元，授副总兵职。明代武举一直没有殿试，也没有设立一、二、三甲的区分和鼎甲名号。正式有武状元之设，王来聘是第一人。

明代武职多半由世荫承袭，加上由行伍起家者，武举只是个补充形式，所以，明代武举出人不多。值得一提的是明末名臣熊廷弼，他是一位难得的文武通材。《明史》本传说他“身长七尺，有胆知兵，善左右射。”据清人王应奎说，熊迁弼先中万历某科湖广武乡试第一名，后弃武就文，又中万历丁酉（二十五年，1597）湖广乡试第一名，次年登进士。“于是榜其堂曰：三元天下有，两解世间无。”这在历史上的确是独一无二的事情。

清代武举

考试

清代情况大不相同。从制度上看，基本沿袭明末，考试程序、办法等并无多少变化，但重视程度大大超过明代。清代武官虽然仍以行伍出身为“正途”，科举次之，但科举出身者数量不断增大，在军中占有很大比例。加上封建国家大力提倡，制度日益严密，录取相对公正，因此，民间习武者争先恐后参加武举考试。清代武举为国家提供了大批人材，其中产生了不少杰出人物。

清代武举一依文榜程序，考试大致分四个等级进行。

一：童试，在县、府进行，考中者为武秀才。二：乡试，在省城进行，考中者为武举人。三：会试，在京城进行，考中者为武进士。四：殿试，会试后已取得武进士资格者，再通过殿试（也称廷试）分出等次，共分三等，称为“三甲”。一甲是前三名，头名是武状元；二名是武榜眼；三名是武探花。前三名世称为“鼎甲”，获“赐武进士及第”资格。二甲十多名，获“赐武进士出身”资格。二甲以下的都属三甲，获“赐同武进士出身”资格。

殿试的规格很高，一般由皇帝亲自主考。考试揭晓后，在太和殿唱名，西长安门外挂榜，并赐给武状元盔甲。然后由巡捕营护送武状元归第，炫耀恩荣。第二天，在兵部举行盛大的“会试宴”，又赏给武状元盔甲、腰刀等，赏给众进士银两等。清代科甲等级差别甚大，同样是武进士，一、二、三甲的等级和荣誉却大不相同。自然状元是出尽了风头的，登第后的三天内，可以披红挂彩，上街夸官，真所谓春风得意、风光十足了。

殿试以后，通常立即由兵部授予官职。顺治三年（1646）丙戌科是清朝武举第一科，当时规定武状元授正三品的参将，武榜眼授从三品的游击，武探花授正四品的都司。二甲授正五品的守备，三甲授从五品的署守备。康熙年间又有变动，改为一半授营职，是直接带兵的官，另一半授卫职，是皇帝的宫廷侍卫。雍正五年（1727）规定，武状元授御前一等侍卫，武榜眼、探花授二等侍卫。再从二甲中选头十名，授三等侍卫。其余全在兵部注册授于守备等营职。雍正以后各朝武进士的授官情况还有一些变化，不过所授品阶基本上以康熙朝定制为准，没有太大的变更。

清朝武举各级考试，通常每三年举行一次，每科录取人数也有定额。但常科以外，还时常增设所谓“恩科”，常额以外，也增加一点“恩额”。

这类“恩科”、“恩额”都由皇帝直接掌握。无非笼络人心，吸收更多的武勇人士为统治者效命。考试办法差不多与明代一样，分一、二、三场进行。一、二场试了弓马技勇，称为“外场”；三场试策论武经，称“内场”。一场试马上箭法，驰马三趟，发箭九枝，三箭中靶为合格，达不到三箭者不准参加二场。乾隆年间，一场又增加了马射“地球”，俗称“拾帽子”，专为考察伏射能力。二场考步射、技勇。步射九发三中为合格。

所谓“技勇”，实际上主要测膂力。一共三项。头项拉硬弓，弓分十二力、十力、八力三号，另备有十二力以上的出号弓。应试者弓号自选，限拉三次，每次以拉满为准。二项舞大刀，刀分一百二十斤、一百斤、八十斤三号，试刀者应先成左右闯刀过顶、前后胸舞花等动作。刀号自选，一次完成为准。第三项是拿石礩子，即专为考试而备的石块，长方型，两边各有可以用手指头抠住的地方，但并不深。也分为三号，头号三百斤，二号二百五十斤，三号二百斤。考场还备有三百斤以上的出号石礩。应试者石号自选，要求将石礩提至胸腹之间，再借助腹力将石礩底部左右各翻露一次，叫做“献印”，一次完成为合格。凡应试者，弓、刀、石三项必有两项为头号和二号成绩，三号成绩超过两项者为不合格，取消三场考试资格。

三场是考文，当时叫“程文”，也称“内场”，相当于文化课考试。内场考试对大多数武人来说，比外场考试更难应付，所以考试办法不得不屡有变动。最初是考策、论文章，“策”相当于问答题，“论”是按试题写一篇议论文。顺治时定为策二篇、论二篇，题目选自四书和兵书。康熙年间改为策一篇、论二篇。策题出自《孙子》、《吴子》、《司马法》三部兵书，论题只从《论语》、《孟子》中出，考试难度有所降低。乾隆时，又改为策一题，论一题，题目都选自《武经七书》。

到嘉庆年间，考虑到武人多不能文，所考策、论多不合格，而不少外场成绩突出者又往往败于内场，于是干脆废除策、论，改为按要求默写《武经七书》中一段，通常只一百字左右。这样一味迁就，使内场考试的水平越来越低，最后差不多只是形式上的存在了。当时社会上歧视武人之风很盛，经此一改，武人更加被文士们看成纤纤武夫，武举的社会地位大不比清代前期了。清代著名学者赵翼有一段记述，最能反映武举内场考试的实情，也反映了当时文人对武人的轻蔑：

“武闱但以弓马技艺为主，内场文策不论工拙也。余尝主顺天乙酉科武乡试，其策有极可笑者。如‘一旦’二字多作‘亘’字，‘丕’字又作‘不一’字，盖缘夹带小本字画甚密，不能分晰，故抄誊讹错耳。又如‘国家’字应抬高一字，则凡论古今地名处，如‘国家四郊多垒’、‘社稷危亡’之类，亦无不抬头。武生自称‘生’，则应于行内稍偏，乃又将‘生人’、‘生物’、‘生机杀机’之生字，一概偏在侧边。如此者不一而足。然外场已挑好‘双好’字号，则不得不取中。幸武闱无磨勘之例，可不深求耳。”

实际上康熙注意到了科举文武分途不利于造就兼备人材的问题，他曾要求打破考试中的传统界线，允许文武生员举人交叉考试，武科举人可以改考文科进士，文科举人可以改考武科进士。康熙认为：“如此则各得展其所学，文武两途，皆得真才矣。”然而，整个清代，文武交叉考试者寥寥无几。文武各成畛域而壁垒森严的现象越来越严重，文人不武，武人不文，文武兼长的人材也就越来越少。文武分途的考试制度培养了大批专门人材，却很难造就出允文允武的博通人材，应该说这是科举制度的弊端之一，也是清朝中后期政坛上出将入相人材日见匮乏的原因之一。

上面所讲考试办法，是会试一级的，乡试、童试的考试办法与会试大致相同，只二场弓、刀、石的份量相应降低，马步射降为九发二中为合格。

录取名额

清朝对武科乡试、会试的录取额有具体规定。康熙二十六年（1687）规定，武乡试录取名额约为文乡试的一半，全国共八百四十名左右。其中河北省（直隶），一百零八名，其他各省六十名以下不等。会试录取名额康熙初年以前，大致在每次录取二百名到一百名之间。康熙十八年定额一百名，后来又规定不拘定额，特别是不拘各省分配的定额，只按考试成绩，奏报皇帝，由皇帝和主考大臣临时酌定录取人数。酌定时也要考虑到各省都有名额，但一甲、二甲只依据成绩圈定，排除其他因素的影响。每科参加会试的武举人，一般在千人左右，有时多到两千人左右，进士录取额如果平均以一百二十人计，那么录取比例差不多是在十人或十几人中取一名，显然，考取武进士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落第的武举人，雍正年间曾规定按路程远近发给回家路费，多则十两，少则四、五两。而大部分武举人，按规定可到兵部注册，由兵部依据个人成绩分三等授予武职，也可以到本省军营中效力。总之，只要有一个武举人资格，就算有了进身之机，同样也有逐步升迁的机会。

没落

清代武举制度与大清帝国相始终。鸦片战争以后，频繁的御侮战争中，早就显露出武举人材不能适应新的战争，除了长矛大刀与坚船利炮之间的差距外，更重要的还是基本素质和军事思想上的差距。然而朝野上下株守陈规，玩岁愒日，武举考试竟一直被延续下去。光绪二十一年，荣禄首先提出废止武举考试，他说：“自火器盛行，弓矢已失其利，习非所用，与八比试帖之弊略同。积弱之端，未始不由于此。”他主张各省创设武备学堂，以西洋军事课程培养新式军人。然而荣禄的倡议并没有得到大多数朝臣的响应。一拖便是几年，光绪二十四年照例举行武举会试——这是365足球投注上最后一次武会试。不久，要求改革的呼声又一次响起来，“内外臣工请变更武科旧制，废弓、矢、刀、石，试枪炮。”然而依旧未能实行改革。直到光绪二十七年（1901），武举制度才终于被宣布废止。可惜这已经太晚了，仅仅十年后，大清帝国便宣告灭亡了。

清朝以铁骑劲弓得天下，所以前期几个皇帝都很重视讲习武艺，时时强调“文武并重”，力图保持满族劲悍尚武的传统。然而，由于受到汉文化的不断浸润和持续执行“右文”政策，使朝野上下重文轻武之风日益浓烈。于是，不但在观念上，就是实际待遇上，武科地位也比文科低得多。文科殿试揭晓后，新科进士的姓名、籍贯及名次都要郑重其事地刻在“进士题名碑”上，这些碑至今还完整无损的保存在北京国子监旧址。此外，官私刊印的《馆选录》、《鼎甲录》和《明清进士题名碑录》一类书籍很多，差不多随处可见，因此清代文科进士的情况非常清楚。武科就大不相同了，既没有“题名碑”制度，也很少有专载其事的书籍，对整个清代武科概况，包括武科鼎甲情况，不要说后代，就是当时人也往往不能言其详。

幸好近人朱彭寿曾做过一番统计，留给我们一份珍贵材料。加上还有其它方面的材料，使我们对清代武举鼎甲情况大致有所了解。

清代的武会试，自顺治三年（丙戌）开科，到光绪二十四年（戊戌）截止，一共进行了一百一十二次。也就是说一共产生了一百一十二个武状元，还有一百一十二名榜眼和探花，总计武科前三名（鼎甲）是三百三十六名。一百一十二年武状元的姓名都有记载，但目前能确知其籍贯者只九十二人，其余二十一人还有待于考求。这九十二个武状元，河北省出的最多，共三十二名。以下山东十三名，浙江八名，江苏六名，河南、山西各五名，广东四名，甘肃、福建各三名，江西二名，四川、陕西各一名。此外，汉军旗六名，满军旗三名。

这个统计不完备，也不是很准确的，不过大略可见各省武举基础的差别。所谓武举基础，可从两个方面认识，一是尚武风气，二是文教水平。河北省武状元最多，武榜眼、探花也比别的省多，这与河北省武风素盛分不开。正因为河北省武风基础好，所以清朝对河北省特别重视，乡试名额总比他省给得多。陕、甘二省古多名将，尤其是甘肃，虽然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但自来“人材健壮，强勇者多，骑射娴熟，胜于他省。”康熙年间平定“三藩之乱”中的名将张勇、赵良栋、王进宝、孙思克都出在陇右，所以清朝对陕、甘二省总是另眼相待。武乡试名额，顺治朝规定陕、甘各二十名，后经康、雍、乾三朝追加，两省都增至五十名，这比许多大省的名额都多。有清一代，甘肃出了三名武状元，一名榜眼，四名探花，以甘肃的经济文化和人口而言，这个数字不能算小了。需要指出的是，当时的甘肃包括宁夏，三名武状元张文焕、马会伯、李如柏都出在宁夏，五名榜眼、探花中，也有三人出在宁夏。人口不及江南一个大县的宁夏，居然出了六名武科鼎甲进士，这不能不是一个引人注意的现象。

文武两科的差异

我们把清代文武两科状元的籍贯对照一下，能发现一些有趣的方化差异。

清朝文科会试也是一百一十二科，状元一百一十二名。其中江苏四十九名，浙江二十人，安徽九名，山东六名，河北、广西各四名，江西、福建、湖北、广东各三名，湖南二名，江南、四川、陕西各一名，山西、甘肃、云南没有。显而易见，从整个比例来看，武状元是北方多，文状元则南方领先。河北省武状元三十二，文状元仅四名，与此相对，江苏省是文状元四十九，武状元六名，南北文武各有偏长，至少在清代科举考试中确实存在这个问题。应该说山东、浙江两省发展相对平衡，这两省文武基础都比较好，两科状元的比例显得合理一些。

从武鼎甲的民族比例上看，无疑汉族占了绝大多数，而少数民族中回族显得突出一些。回族是以尚武勇健著称的民族，乾隆曾说：“中土回人。性多拳勇，哈其大姓，每出将种。”所以清朝历来注意从回族中选拔武备人材。武状元中能确知是回族的是：江都杨谦，先获康壬午武乡试第一名（解元），又获康熙丙戌科武状元；乾隆丁巳科状元河北任邱哈攀龙；壬申科状元河北献县哈廷梁；丙戌科状元河北河间白成龙；丁未科状元山东临清马兆瑞；嘉庆丙辰科状元河南邓县马殿甲；甲戌科状元山东益都丁殿宁；咸丰壬子科状元河北抚宁马鸣图；同治甲戌科状元河南西平张凤呜等，至少是九个，或者还要多一些，尚待继续考索。榜眼、探花也有一批。如雍正丁未科榜眼安徽怀宁马大用；嘉靖已丑科控花河南杞县张万清，丁丑科武榜眼甘肃固原马维衍；光绪丙子科榜眼河南西平张忠祥等。杨谦家族是南方回族中的望族，其弟杨凯也是武进士出身，官至湖广提督。哈攀龙之父哈元生，其子哈国兴，都是武进士出身，哈廷梁则是哈攀龙的族弟，诸哈都做到提督职务，是善战的将领，“三世拥旄，时人荣之。”乾隆所谓“哈其大姓，每多将种”就是在夸奖哈国兴时所言。

轶闻

清朝武科出现过不少著名人物和轶闻，有些是值得介绍一下的。

古代科场的最高荣誉是“独占三元”，即一个人得了三个第一名：乡试第一解元，会试第一会元，殿试第一状元。清朝二百多年中，文科得三元者仅两人，一个是乾隆时代江苏常州的钱棨；另一个是嘉庆时代广西临桂的陈继昌。武科得三元者只有一位，此人是清初浙江仁和的王玉。说来王玉不止是三元，而是独占“四元”。他本来是明朝崇祯十二年（1639）浙江武乡试的解元。入清以后，又参加新王朝的武举，获顺治八年（1651武乡试解元，接着顺治九年武会试会元，殿试又得状元，是名符其实的“连捷三元”。王玉体貌伟岸，武力绝伦，甚得顺治赏识，曾任天津镇总兵等职。

武状元马全，本名马瑔，山西阳曲人，是一位性格耿直，武勇超群的英雄人物。乾隆十七年壬申（1752）他考中一甲第三名进士，即武探花，授官福建游击。他与同僚某人语言失欢，发生斗殴。某人敌不住马全，由衙门逃到城门外，马全骑马追到城濠的桥上，两人再次奋拳搏斗，后来竟一起落入城濠。因为这件事，他被参劾罢官，只好流落北京。过了几年，他改名马全，重新参加乾隆二十四年的武乡试，取得武举人资格。第二年（庚辰科）参加武会试、殿试，居然以优异成绩获取一甲一名武状元。殿试外场的时候，乾隆认出了这位技勇出众新科状元马全，其实就是几年前的武探花马瑔。马全不胜惶恐，乾隆爱才心切，居然不咎既往，使马全重新获得为国效力的机会。后来，他参加了平定金川叛乱的战争，在木果木之役中，率部殿后，英勇殉职。马全的经历成为清代武科脍炙人口的佳话。⒁

江苏泰州人刘荣庆，是乾隆四十九年甲辰科（1784）武状元。只隔了三年，他的弟弟刘国庆又获乾隆五十二年丁未科武状元。兄弟两人都是武状元，这在清朝是唯一一例。

清代的天津武风很盛，武科出人亦多。武状元出了三位，但都在晚清，即咸丰三年癸丑科（1853）温常涌；光绪三年丁丑科（1877）佟在棠；光绪二十一年乙未科（1895）武国栋。另外还出了两位名声显赫的武榜眼：韩琦，“猿臂善射，射无虚发。”武乡试第一，武会试又第一，后中乾隆丙辰科武榜眼。李经世字槐圃，“任侠尚义，孔武多力。”也是乡试、会试均为第一，后中乾隆乙丑科榜眼。二人事迹如出一辄，是过去天津的老人们喜欢讲述的人文掌故。⒂

清代文科考生不拘年龄，老于场屋而终身无尺寸进取者大有人在，八十以上还下考场的事情并不罕见。清政府对这种人通常都要给予褒奖，无非吸引更多的士人把毕生精力用在八股文上。但武科是有年龄限制的，规定武生、武举年龄超过六十，地方不许发给参加乡试和会试的手续。道光二十六年（1846），安徽有个叫符成梅的武童生，以八十四岁高龄参加武乡试，居然三场都应付下来。主持乡试的官员奏请皇帝授予职衔，道光以“违例妄请”的罪名将报请官员革职，并下令将送考、收考的学政、巡抚等一律“严加议处”。从保证武举的质量来看，道光的处理不无道理。

上面谈到，武科鼎甲统计为三百三十六名，而实际上状元是足额的，榜眼、探花有缺额者，大抵在遇到确实不得其人的时候，便留下空缺。当然这种情况并不多，主要发生在道光朝。道光二十七年丁未科（1847）只取状元河北晋州李信、榜眼四川越隽姜国仲，探花虚缺。道光三十年庚戌科（1850）只取状元四川华阳彭阳春、榜眼河北静海岳汝忠，探花虚缺。因特殊原因而丢失了鼎甲荣誉的只有一例。清代制度，殿试后由皇帝亲自宣布登第进士名次，称为“传胪”，嘉庆二十四年己卯科（1819）状元徐开业、探花梅万青均以传胪未到而被除名，榜眼陕西神木秦钟英被推补为状元。

山西省汾阳市杏花村发现之古石礩子：

杏花村所发现健身器为一对，其一正面落款：“咸丰庚申”，为咸丰十年 （1860）；反面：“重三百觔”；高68、底边长32厘米，为方柱抹楞收杀体。分别有两组手抠着力槽、石窝。底部有一半圆型石窝，盖为精确重量“三百觔”，凿去多余之重量。

觔：重量单位“斤”的异体。古时一斤16两，一两十钱，一钱约为3.69克。 一觔就是一斤，约为590克。
　　

历代事记

公元629年（唐太宗贞观三年），唐太宗下诏曰：“白屋之内，闾阎之人，但有文武才能，灼然可取。”

公元656～680年（唐高宗显庆至调露年间），高宗先后诏令五品以上官员及诸州牧守荐举武勇之才。

公元702年（武则天长安二年），始创武举。武则天下诏：“朕闻武之道凭经纬而开国，春秋之功，借生杀而成岁。……可令文武内外官五品及七品以上，清官及外官刺史都督等，于当管部内，即令具举，且十室之邑，忠信尚存，三人行，我师犹在，会须搜访，不得称无，荐若不虚，自从异之曲，举非明士，岂漏贬责之科，所司明为条例，布告远近，知朕意焉。”

初令天下诸州有练习武艺者，每年准明经进士举送。第一次把武科放在与进士、明经两科同等的地位。正月十七日，武则天令兵部主管武举。考生为六品以下文武官，三品以下五品以上勋官子弟，年满18岁并已交纳十三年“品子课钱”者。考试内容共有七项：靶射、骑射、步射、身高相貌、言论、举重（翘关）。通过考试录取身躯魁伟，应对详明。有勇有才且可为统帅的举子。如文职官员则录取身高六尺以上，年龄40以下，强勇且能统帅部队之人。凡触犯令者、工商之子、州县衙门小吏，不得参加考试。

公元713～724年（唐玄宗先天二年至开元十二年），唐玄宗开元年间，始设武学（专门培养军事人才的学校）。

公元731年（唐玄宗开元十九年），朝廷诏令武贡举人与明经、进士同行乡饮酒礼。

公元738年（唐玄宗开元二十六年），朝廷诏令由兵部侍郎取代兵部员外郎主持武举考试。

公元798年（唐德宗贞元十四年），唐王朝停废武举，长达10年，这是武举史上的首次停废。起因是谏议大夫田敦认为武举人拿着弓箭出入皇城，可能威胁到皇帝的安全，上表请求废止武举。

公元808年（唐宪宗元和三年），在朝野上下的呼声中，唐王朝恢复了武举。

公元907～960年（五代时期），由于军阀混战，战乱频仍，武举尽废。

公元1029年（北宋仁宗天圣七年），宋王朝初设武举，恢复了自五代停废的武举考试。

公元1030年（北宋仁宗天圣八年），宋仁宗亲试武举人，标志着武举殿试的开始，共有14人参加殿试，张建侯、楚宏等8人被录取为武进士。

公元1034年（宋仁宗景元年），仁宗下诏：“殿试举人，考官日迫，多不精审。自今初考覆考详定，以十日为限。”景佑元年二月四日，诏应进士诸科取解不获者，不得应武举。

公元1043年（北宋仁宗庆历三年），在武成王庙开始设立武学，任命阮逸为武学教授。这是自有武举以来的第一个古代军事学校，但它只生存了九十三天。原因是无人愿意入学。

公元1049年（北宋仁宗皇元年），宋仁宗下诏命令停止武举。

公元1053年（北宋仁宗皇五年），武举停废前的最后一次考试。它只允许参加过省试的武举人投考，该科共录取61名武进士，是宋朝廷历次武举中录取人数最多的一次。

公元1063年（北宋仁宗嘉八年），宋王朝复置武举，对考试方法、学习内容以及如何授官均有了新的规定。试图以新武举选拔武官，提高军官素质。

公元1070年（北宋神宗熙宁三年），翰林学士司马光进言：“奉职考试武举人，而法当先试弓马，若合格即试策。缘弓马者，先士卒之法，非所以求将帅者也。不幸而不能挽强驰穿梭，则有策略将帅之材，不得预试，恐非朝廷建武举之意。况试弓马法，挽与把齐，犹不应格。自今欲乞试策优并挽弓及把者，皆听就试。”朝廷下诏令丧亲者满三个月后才可就试。

公元1072年（北宋神宗熙宁五年），复置武学于武成王庙，并为武学制订了相应的制度，其中学习期限为三年，每期武生人员为100名。

公元1075年（北宋神宗熙宁八年），朝廷接受王致尧建议，下诏令自即日起武举与文进士同时差官锁试。

公元1078～1085年（北宋神宗元丰年间），朝廷规定，武学生分为高级的上舍生，中级的内舍生，低级的外舍生三等。

公元1102～1106年（北宋徽宗崇宁年间），朝廷规定各州普遍设立武学，并仿儒学立考选升贡法。

公元1120年（北宋徽宗宣和二年），朝廷置州县武学。

公元1146年（南宋高宗绍兴十六年），朝廷始复武学，一如旧制。

公元1177年（南宋孝宗淳熙四年），朝廷颁布《武举绝伦并从法》，鼓励武进士从军。

公元1199年（南宋宁宗庆元五年），朝廷命各州州学皆设武士斋舍，选官教习。

公元1141～1149年（金熙宗皇统年间），金朝开始设立武举取士。

公元1203年（金章宗泰和三年），金朝廷规定：武举一甲第一名任职忠勇校尉，二、三名任职忠翊校尉。

公元1368年（明太祖洪武元年），朱元璋下令设文、武科取士。“兹欲上稽古制，设文武二科以广求天下之贤。应文举者，察其言行以观其德；考之经术以观其业；试之书算、骑射以观其能；策之经史时务以观其政事。应武举者，先之以谋略，次之以武艺，俱求实效，不尚虚文。然此二者必三年有成，有司预为劝谕民间秀士及智勇之人，以时勉学，俟开举之岁，充贡京师，其科目等第各有出身。”

公元1387年（明太祖洪武二十年），七月，礼部奏如前代故事，立武学，用武举。朱元璋一反常态，认为“是析文武为二途，自轻天下无全才矣。”遂罢不立。

公元1390年（明太祖洪武二十三年），在北平行都司设立了儒学，教习武臣子弟。

公元1402年（明惠帝建文四年）始置京卫武学。设教授1人，训导2人。后增至6人，复减其2人，教材以讲习《七书》为主。

公元1402年（明成祖永乐元年），明成祖即位，罢武学。

公元1435年（明宣宗宣德十年），英宗即位，诏天下卫所皆立学。

公元1436年（明英宗正统初年），监察御史朱鉴上《请设京卫武学疏》，提出乞开武学，以典武科的建议。

公元1441年（明英宗正统六年），五月，英宗下旨“开设京卫武学”。任命教授一员，训导八员，用以教习武臣子弟，以兵部司官提调。

公元1441年（明英宗正统六年），七月，立武学学规。规定“幼官”及武职子弟所读之书《小学》、《论语》、《孟子》、《大学》内一本；《武经七书》、《百将传》内一本，每日总授不过200字，有志者不拘。必须熟读，三日一温，就于所读书内取一节，诵说大义，使之通晓。

公元1442年（明英宗正统七年），四月，设南京京卫武学。

公元1464年（明英宗天顺八年），宪宗即位，立武举法。凡天下取贡，举谙晓武艺之人，兵部会同京营总兵官于帅府内考其策略，于教场内试其弓马，有能答策二道，骑中四箭以上，步中二箭以上者，官自本职量加署职二级；旗军舍余人授以试所镇抚，民人授以卫经历，月支米三石。能答策二道，骑中二箭以上，步中一箭以上者，官自本职量加署职一级，旗军舍余授以冠带，总旗民人授以试卫知事，月支米二石。

公元1465年（明宪宗成化元年），四月，申定武学学规凡十五则。

公元1470年（明宪宗成化六年），会试武举，取中刘良、鲁广等6名武进士。刘良为明朝第一位武状元。

公元1478年（明宪宗成化十四年），五月，太监汪直请开武举乡、会、殿试悉如文举。宪宗下兵部集议。尚书余子俊会同文武大臣暨科道官员议之，众皆知其不可，亦不敢违，遂议上武举科条大略奏上。内阁票拟：“武举重事，未易即行，令兵部移文天下，教养数年，俟有成效，巡按提学等官具奏起送处之。”遂被搁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