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蒋介石为什么要建议胡适去竞选'总统'？

蒋介石与胡适是中国近代两个著名的人物，他们是不同领域的佼佼者，蒋介石是国民党的领袖、政治威权者与军事强人，胡适是学者、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旗手，他们的关系为人所乐道，也被赋予诸多的历史蕴意。有些小故事，也常被拿出来一再解读。如1948年南京召开“行宪国大”时，蒋介石是否曾建议胡适出来竞选“总统”，其诚意如何，胡适又是如何反应?对此，学者们提供了不同的解释，其背后的“史观”颇耐人寻味。
近年来，胡适与蒋介石两人的日记先后公之于世，使我们有了借助当事人的记载再次审视此事的可能。
有无此事?
对于蒋介石是否确曾建议胡适竞选“总统”?过去的解释是不可能。理由很简单：蒋介石嗜权如命，怎么可能会将要到手的“总统”宝座拱手相让，何况还是让给一个连国民党员都不是的胡适呢?此事是蒋介石的一个政治手腕与骗局。北京大学教授季羡林与胡适有过颇多交往，他在《为胡适说几句话》中有一段话，可以说是此种解释的代表。季羡林写道：
蒋介石是流氓出身，一生也没有脱掉流氓习气。他实际上是玩胡适于股掌之上。可惜胡适对于这一点似乎并不清醒。有一度传言，蒋介石要让胡适当总统。连我这个政治幼儿园的小学生也知道，这根本是不可能的，这是一场地地道道的骗局。(载《胡适，还是鲁迅》，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年，第108页)

然而，事实是，无论是蒋介石还是胡适，在其日记中都有提议胡适竞选“总统”的记载，而且均记述颇详细，并非一笔带过。
据蒋介石的日记，最早提议胡适选“总统”的是蒋在国民党内的政敌李宗仁。他在1948年1月15日的日记中写道：
李宗仁自动竞选副总统，而要求胡适竞选大总统，其用心可知。而余反而自慰，引为无上之佳音，只要有人愿负责接替重任，余必全力协助其成功，务使我国人民与部下皆能安心服务，而勿为共匪乘机扩大叛乱，则幸矣。(《蒋介石日记》，1948年1月15日)
此时，任北平行辕主任的李宗仁对“副总统”一职孜孜以求，他还拉北京大学校长胡适选“总统”，要与蒋介石一争。不料，蒋反而有将计就计之心。2月初，蒋偕宋美龄去庐山过农历春节(当年2月11日为正月初一)，其间思考军政大计和他个人面对巨大内外压力之下的进退之策。蒋后来当面告诉胡适，推举他出而竞选“总统”的设想，就是在庐山时“考虑的结果”。蒋从庐山回到南京，国民大会召开在即，谁来当“总统”成为蒋那一段时间考虑的重点，他在日记中常将对此事的思考记录下来：
3月27日，蒋介石在“本星期预定工作课目”中，分别列了“不任总统之影响与国家利害之研究”与“胡适任总统之利弊”两条。29日，国民大会开幕。次日，他让王世杰向胡适转达如下意思：蒋将在国民党内提议胡适为“总统候选人”来竞选“总统”，而自己愿出任“行政院长”，“负责辅佐”。(《蒋介石日记》，1948年3月30日)。因此事关系甚大，蒋在31日的日记中记载，他在告诉胡适后，仍在思考利弊得失，并将此决定告诉了宋美龄。4月1日，王世杰带回胡适接受蒋建议的消息，蒋很高兴，他写道：
昨晚胡适博士接受推选总统之意，此心为之大慰。乃即召布雷(陈布雷——引者)详述余之旨意与决心。此乃为党国最大事件，余之决定必多人反对，但自信其非贯彻此一主张，无法建国，而且剿匪亦难成功也。(《蒋介石日记》，1948年4月1日)
4月4日，国民党召开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全体会议，专门讨论“总统”、“副总统”候选人问题。蒋在会上发表事先精心准备的讲话，明确表示自己不参加“总统”竞选，建议国民党最好推举一党外人士参选。蒋的建议无异是重磅炸弹，在国民党内引起激烈争论，反对者居多。最后，蒋无奈地改变主意，同意自己选“总统”。4月5日中午，他嘱王世杰再去见胡适，转告国民党内的情况，不能再提议胡适。蒋对此深感愧疚，当天日记中记道：
此心歉惶，不知所云，此为余对一生对人最抱歉之事，好在除雪艇(王世杰字——引者)之外，无其他一人知其已接受余之要求为总统候选人之经过也，故于其并无所损耳。(《蒋介石日记》，1948年4月5日)。
几天后，蒋介石专邀胡适吃饭，当面致歉说：“不幸党内没有纪律，他的政策行不通。”胡适则不以为意，对蒋称，“党的最高干部敢反对总裁的主张，这是好现状，不是坏现状。”蒋转而要求胡适组织政党，胡适称“我不配组党”，建议蒋把国民党分化成两三个政党。(《胡适日记全集》第8册，第356页)
以上蒋、胡二人的日记互证表明，蒋介石确实在1948年召开国民大会选举“总统”时，有过支持让胡适出来竞选的想法，并一度为此努力，胡适对此过程十分清楚。至于蒋介石为什么要这样做，是“真心”还是“欺骗”?笔者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蒋介石本是真心让胡适出来选的，没有“玩弄”或“欺骗”的意思。当然，蒋的动机挺复杂，是需要另外讨论的问题。
胡适的态度
其实，蒋介石希望胡适出来选“总统”的事，虽然知者不多，但在蒋、胡二人日记公布之前，还是有人陆续披露。对这类“揭秘性”史料，相当多的人是“宁信其无，不信其有”，根据他们的史观推理，蒋介石根本不会“放权”，即使蒋“放权”，胡适也不会接受。笔者的研究经历中就遇到这类人的指责与批判。
1997年台湾出版了老报人陆铿的《陆铿回忆与忏悔录》，其中有一节的标题为《奉命通知胡适博士做“总统”候选人》，专谈时任《中央日报》副总编辑的他在1948年奉蒋介石“文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中央日报》总主笔陶希圣之命与胡适见面，通知他国民党将推其为“总统候选人”，而胡适欲迎还拒的故事。笔者以此事切入写了篇短文，刊在1999年第3期的《读书》上，发表时编辑将标题改为《智者千虑》，非常传神，意在说胡适长期爱惜羽毛，拒绝到国民党政府里做官，但最后面对“总统”的诱惑，还是动了心。不料，此短文发表后，竟引来讨伐，谢泳与程巢夫分别写了《不能这样理解胡适》、《关于<智者千虑>所涉史实的辩证兼及文风》(二文均收入《胡适，还是鲁迅》一书)，对笔者进行批评。谢文与程文的基本意思是有三点：1、陆铿的回忆是“孤证”，胡适不可能是那个样子; 2、胡适保持着“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独立性，长期以来拒绝进入政府做官，所以他绝对不会对“总统”动心的;3、笔者不了解历史事实，且根本不能理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情怀。程文中有如下的话：
试问陈红民君：一个满脑子装着这些计划的人，一个如此胸襟的学者和教育家，他会舍得去实现这些目标的校长位置，去就那个名义上尊荣而干不成多少实事的总统高位吗?所以我说你是“以陈君之心，度胡适之腹”，一点也没有冤枉你。(见《胡适，还是鲁迅》，第1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