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车之鉴——清朝对新疆政策的失误

清朝对于西北的重视程度，要超过历届中央政府，这是由于该地区自明末清初以来就一直是中央政府的心腹之患——内有蒙古准噶尔部、青海和硕特部（罗卜藏丹津）、新疆回部（维族－大小和卓）等少数民族长达近一个世纪的武装割据和叛乱，外有素怀侵华阴谋的的沙皇俄国居心叵测、步步进逼。面对如此动荡不安的西北局势，清朝承受巨大的威胁与压力，对此自康熙以来，历代清朝统治者都对新疆皆对西北局势保持了高压态势，并投入了巨大的国家力量。但是新疆一直处于“乱，治，再乱，在治”的尴尬局面，作者认为有以下原因构成：

清政府对待新疆地位的认同的浅薄：战略上，“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重新确立中央政府对新疆的统治的清乾隆则认为“辟新疆”是“继述祖宗（指康熙、雍正帝）未竟之志事”，

这是从政治角度考虑；“新疆重任，以守成为本，切勿存见讨好之念”是清政府治疆的国策认同。

清政府作为封建地主阶级的代表，并没有看到新疆问题的实质，暨以中华文明确立的儒家思想（道德，伦理，纲常，社稷为重君为轻）国家意识形态和伊斯兰教以建立对超自然神（先知）的崇拜，建立政教合一为目的国家意识形态的冲突；所以清朝政府对待新疆问题始终不能很好的解决，并将危害遗患至今。

清朝政府在处理新疆关系的“分而治之”羁縻的政策。

新疆各地实行不同的制度，造成事实上的相对隔离，使各部分政权相互牵制，不能形成彼此间的认同。对清政府而言，只要各地对中央政府咸悦降服；防止地方势力坐大，保持中央对地方的威慑力和统治权；继续维持落后体制，维护落后的社会经济制度，忽视新疆文化的统一，忽视新疆的经济开发，致使社会发展相对停滞；新疆经济发展远远落后于内地，防备经费依赖中央政府的财政支持的羁縻政策。

清朝在东路地区实行郡县制，因为从地理位置上看，这里距内地较近，以前就有大量汉、回族人移居于此地；从战略角度看，这里是新疆南北两路与内地之间地交通要道；实行郡县制便于清政府掌控全局。在新疆地区实行屯田，是巩固国防，减轻财政负担，确保新疆地区稳定行之有效的措施；但清朝政府却人为的分成，汉屯，回屯，旗屯，商屯，军屯和犯屯。

考虑到“叛乱初平，人心思定”，如何充分利用当地上层人士熟悉本民族的历史特点和生活情况的优势，利用他们在本民族中的威望和政治号召力，管理本民族，以利于化解本民族内部矛盾，减少摩擦，维护清朝统治。在维吾尔族聚居区沿用旧习伯克制（突厥语部族首领的含义），蒙古族聚居区实行札萨克制度（蒙古语部族首领的含义）这是由于清朝统一新疆以后，看到伊斯兰教在新疆地区的长期传播而取得统治地位，在维吾尔族地区长期以来存在着宗教势力与世俗伯克政权的相互对峙与斗争，因此清王朝对新疆地区的统治采用了沿袭伯克政权的旧制，从而尽可能地远离或避免伊斯兰教对其政治统治的渗透与影响。册封当地少数民族上层充当各级伯克、王公、郡主，掌管各地民政事务，给以丰厚的物质赏赐，保留和承认他们原来统治本民族本地区的特权；保护地方贵族的经济权力；实行朝觐制度，邀请新疆各民族上层人士每逢年节去北京朝觐皇帝、瞻仰圣容等，笼络和抚绥当地民族首领。

但是各个部族统领互不信任、歧视、戒备、争斗，这种存在于民族之间的摩擦与对立；也是清政府不能调和与刻意制造的；地区各部是一盘散沙，没有凝聚力。在周边形势有利于清朝时，还不会出现太大问题。可到后来清朝政府势力衰微，外敌入侵时，就很容易被各个击破、瓜分利用，成为敌对势力利用的工具。而且这种制度也给新疆各民族的交流、融合和相互了解、学习设置了人为的障碍。清朝是以牺牲新疆当地各民族的发展为代价换取表面的和平稳定。饮鸩止渴的民族隔离政策

清朝统治者把新疆当做建立政治联盟，牵制汉族势力的领地，即在保持国家统一的大前提下，边疆地区成为满族少数民族统治者的优势地域，并以此来牵制汉族势力。极力培养新疆少数民族上层对满族统治政权的向心力。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清王朝政府统一制作了阿奇木伯克的官印，官印上所刻的是当时的维吾尔文、满文和蒙文，却没有汉字。清王朝对驻新疆的八旗兵学习汉文一事，采取消极的态度，反而奖励伯克的子弟们学习满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