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卖国密约的披露：高宗武 陶希圣的回归

1940年1月4日，由上海开往香港的“胡佛总统号”响起了长长的汽笛，庞大的船体缓缓离开码头。船上有两位非同寻常的乘客，他们是汪精卫叛国团伙中的“首义”人员高宗武、陶希圣。当客轮驶入公海后，他们的神色开始缓和了。随即，他们通过船上的无线电台给在上海的汪精卫发去了电报：“……际此意去迥异之时，未得先生之许可，遽尔引离，但至此时止，我等对于一党的秘密，决不向外宣泄……”汪精卫在上海愚园路官邸收到高、陶在公海发来的电报后，不禁大惊失色，沮丧十分。然而，1月22日《大公报》香港版全文披露了汪日密约，震惊中外。此“惊险”一幕，前后曲折。
在中国抗日战争的最艰苦时期，1938年底日本近卫内阁两次发表“近卫声明”，公开对国民党政府进行政治诱降。这时，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发生了严重的分裂，身为国民党副总裁的汪精卫公然表示响应“近卫声明”，走上了可耻的卖国道路。而蒋介石对日的政策始终是迟疑不决的，一方面在全国人民强烈的反抗侵略的浪潮中，他不得不勉强地举起抗日的大旗，又怕共产党势力强大威胁国民党的统治地位;另一方面，他又积极响应德国驻中国大使陶德曼的对日调停，甚至时断时续暗中与日谈判媾和条件，意图是在合适的条件下，能够体面的结束战争，而面对日本苛刻的条件，他使用了惯用的政治手腕，即使不能与日媾和，也要击败国内的政治“对手”。
1937年11月，在国民党放弃上海前，蒋介石利用杜月笙的门徒与戴笠的特务联手，组建了“别动总队”，在上海潜伏下来，对日军及其卵翼下的汉奸进行所谓的“挖心战”。因此，蒋介石命令在军事委员会的直辖下，成立了对外不公开的“江浙行动委员会”，以杜月笙为主任，戴笠为常委兼书记长，主持此项工作。不料，国民党军队刚一撤走，这群人马上一哄而散，“江浙行动委员会”也就随之而瓦解了。上海成为孤岛后，杜月笙便离沪赴港。1939年汪精卫来沪进行组府活动时，蒋介石又想起杜月笙，意欲利用他的门徒破坏日汪“合作”。于是，蒋介石下令成立了一个“地下市政府”，名称为“上海统一委员会”，仍以杜月笙为主任，戴笠等为常委。尽管杜未能亲自回沪主持工作，但他派徐采丞为私人驻沪代表，随后又加派他的总账房万墨林前来协助，这就说明他仍是这个委员会的核心。这个委员会的活动，既是政治性的，又有经济性的：所谓政治性是指他们除反汪任务而外，还在暗中勾结日本侵略者，搞“秘密交易”;所谓经济性是指他们勾结日方搞内地与沦陷区之间的走私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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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报》始终关注抗战的进程，对一切降日活动都予以揭露。在1939年3月间，高宗武受托汪精卫在东京活动，并公开与日本新任首相平沼骐一郎签订了《汪平沼协定》。4月5日，《大公报》重庆版披露了这份骇人听闻的“协定”，《大公报》渝馆总编辑王芸生为此撰写了题为《汪精卫的大阴谋》的社评，在对汪精卫的叛逆行径进行谴责后，发表了两点认识：“①汪精卫的通敌卖国，已不是一朝一夕之事，当他在重庆时即已开始策动。②汪氏的阴谋，并不是简单的个人活动，是有相当规模的组织的。”王芸生在此认识的基础上，谈了一点感想：“汪氏的阴谋，既策动如此之久，且有组织的行动，蛛丝马迹，布满沪渝，中央当早有所闻。当汪氏未离重庆之先，疏于防范，已是憾事，‘艳电’发表之后，中央只予除籍撤职的处分，并未发动国法，对于附和之人亦未查究，以致任令彼等逍遥法外，继续进行其大阴谋，宽大优容。语云：‘姑息养奸’，正汪事之谓。这是我们的感想。事至今日，中央再不容姑息，应速查明事实，发动国法，各治应待之罪。”这是指责蒋介石对汪精卫过于宽容，以致“姑息养奸”，并敦促国民党对附逆汉奸绳之以法，治之以罪。此外，《大公报》重庆版还揭露汪精卫要求日本每月津贴3百万元法币，作为建立卖国政府的开办费，另加2亿元法币贷款，拟建立一支汉奸军队。
汪精卫一步一步地加紧与日本人的联系，他指使高宗武、梅思平，代表他与日本代表影佐祯昭、今井武夫在上海进行密谈，并草签了卖国的《日华协议记录》，声称汪要脱离国民政府，成立亲日的“新政府”。汪精卫的行径，首先触怒了蒋介石。蒋不满意汪单独去和日方勾结，搞什么“和平运动”，而且准备成立的傀儡政府，也挂青天白日旗，也称国民政府。所以，当蒋听说汪伪组织即将登场之际，想抽它几根台柱，给汪拆台。因此，蒋介石一再给在香港的杜月笙带话，要他通过在上海的老关系，在这方面来一个“突破”，甚至不惜用许愿、重金等方法，收买汪的走卒。
杜月笙在上海的干将徐采丞，通过黄溯初得知高宗武、陶希圣有脱离汪逆之意，遂到香港向杜汇报。听罢，杜矍然而起，双手一拍，眉飞色舞的高声说：“采丞兄，这件事情关于抗战前途，国家大局，确实值得一试，你在香港住两天，我乘最近一班飞机到重庆，我要去见蒋委员长，当面向他汇报。”1939年11月5日，杜自港飞赴重庆，在张群的联络下，他见到蒋介石。蒋面授机宜后，要求他从速返港，一切秘密进行。当时，杜感到十分振奋，搭中国航空公司的飞机，兴冲冲地离开重庆回到香港。他又找到徐采丞，嘱咐急办两件事：第一，请黄溯初火速到香港，跟他面谈;第二，转告在上海的万墨林，只要高宗武说声走，便不惜一切代价，务必把他和他的家眷，平安无事的送到香港来。黄溯初果真到了香港，把高宗武的意思向杜月笙和盘托出。杜又到重庆，再次向蒋介石当面汇报，临走时蒋还写了给高的亲笔信，托杜带去。杜月笙回到香港后，把蒋的亲笔信交给徐采丞，要他立即回上海面交高宗武。徐按照杜的指令，把事情办妥，高宗武答应把“密约”交给蒋介石。
那么，高、陶为什么要脱离汪精卫呢?据朱子家回忆：“高、陶之出走，绝非简单的所谓‘深明大义，幡然变计’。以高、陶的对于‘和运’，均以劳苦功高之开国元勋自命，对权位志不在小，那时对日的谈判虽方在开始，但政权成立后之重要人事，已拟有一个大概的轮廓。汪所内定的，是政权成立以后，陶除‘宣传部’外，兼任政府方面的‘宣传部长’，而陶则不愿任空洞的‘宣传部’，志在取得‘实业部’，但实业部汪曾面许由梅思平担任，已无可变更。至高宗武汪认为其资历不够，只能任‘外交部次长’，高则以为近卫三原则由其一手取来，且以后汪政权之外交，也不过着重在日本，外长一席，自非其莫属。但两人心中虽不满意，而又不敢与汪面争。‘壮志’未酬，渝方特工人员仍得乘其觖望之际，一经诱劝，自然很容易取得成功。……周佛海一到上海，立即筹备拟于汪政权成立之日，在南京创办一张日报，当时系由罗君强与叶如音进行(即后来之《中报》)，陶希圣为‘宣传部长’后，一再与君强商酌，欲改为《中央日报》，置于‘中宣部’管辖之下，君强坚拒，至起龃龉。在高、陶临走前数日，君强且抵书陶希圣痛骂之。”
1940年1月4日，高宗武、陶希圣带着《要纲》秘密潜入香港。高、陶虽参与了日汪谈判，但他们是如何把极为机密的文件拿走的?据当时负责谈判收发文件的陈春圃回忆说：“我是负责分发和收回文件的，每次如此。记得有一天高宗武对我说他要带一份回家参考，一二天就送回来，我请示过汪精卫点头答应后才给他。过了两天后高没有送回，汪就命我往取。取回后谁也没有怀疑过他已加以摘录和摄影，后来在香港发表的自然就是这一份，现在细谈其内容不独没有必要，手上没有原本也无可能，反正这是见之报载人所共见之事。”另据参与谈判的日本人犬养健说：“当时密约会议，因恐高宗武泄露，所以警戒非常严密，日方由矢荻，华方由梅思平负责收藏文件，任何小纸片，都须留下，不得携出会场之外。据他们推测，高宗武等将每日结果，牢牢记住，一条一条写下，故与原约无异。”这说明高陶事先是有准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