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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卖国密约的披露:高宗武 陶希圣的回归

来源:讲历史2015-07-31 15:12:49责编:桂婷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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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导读】1940年1月4日,由上海开往香港的“胡佛总统号”响起了长长的汽笛,庞大的船体缓缓离开码头。船上有两位非同寻常的乘客,他们是汪精卫叛国团伙中的“首义”人员高宗…
1940年1月4日,由上海开往香港的“胡佛总统号”响起了长长的汽笛,庞大的船体缓缓离开码头。船上有两位非同寻常的乘客,他们是汪精卫叛国团伙中的“首义”人员高宗武、陶希圣。当客轮驶入公海后,他们的神色开始缓和了。随即,他们通过船上的无线电台给在上海的汪精卫发去了电报:“……际此意去迥异之时,未得先生之许可,遽尔引离,但至此时止,我等对于一党的秘密,决不向外宣泄……”汪精卫在上海愚园路官邸收到高、陶在公海发来的电报后,不禁大惊失色,沮丧十分。然而,1月22日《大公报》香港版全文披露了汪日密约,震惊中外。此“惊险”一幕,前后曲折。
在中国抗日战争的最艰苦时期,1938年底日本近卫内阁两次发表“近卫声明”,公开对国民党政府进行政治诱降。这时,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发生了严重的分裂,身为国民党副总裁的汪精卫公然表示响应“近卫声明”,走上了可耻的卖国道路。而蒋介石对日的政策始终是迟疑不决的,一方面在全国人民强烈的反抗侵略的浪潮中,他不得不勉强地举起抗日的大旗,又怕共产党势力强大威胁国民党的统治地位;另一方面,他又积极响应德国驻中国大使陶德曼的对日调停,甚至时断时续暗中与日谈判媾和条件,意图是在合适的条件下,能够体面的结束战争,而面对日本苛刻的条件,他使用了惯用的政治手腕,即使不能与日媾和,也要击败国内的政治“对手”。
1937年11月,在国民党放弃上海前,蒋介石利用杜月笙的门徒与戴笠的特务联手,组建了“别动总队”,在上海潜伏下来,对日军及其卵翼下的汉奸进行所谓的“挖心战”。因此,蒋介石命令在军事委员会的直辖下,成立了对外不公开的“江浙行动委员会”,以杜月笙为主任,戴笠为常委兼书记长,主持此项工作。不料,国民党军队刚一撤走,这群人马上一哄而散,“江浙行动委员会”也就随之而瓦解了。上海成为孤岛后,杜月笙便离沪赴港。1939年汪精卫来沪进行组府活动时,蒋介石又想起杜月笙,意欲利用他的门徒破坏日汪“合作”。于是,蒋介石下令成立了一个“地下市政府”,名称为“上海统一委员会”,仍以杜月笙为主任,戴笠等为常委。尽管杜未能亲自回沪主持工作,但他派徐采丞为私人驻沪代表,随后又加派他的总账房万墨林前来协助,这就说明他仍是这个委员会的核心。这个委员会的活动,既是政治性的,又有经济性的:所谓政治性是指他们除反汪任务而外,还在暗中勾结日本侵略者,搞“秘密交易”;所谓经济性是指他们勾结日方搞内地与沦陷区之间的走私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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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报》始终关注抗战的进程,对一切降日活动都予以揭露。在1939年3月间,高宗武受托汪精卫在东京活动,并公开与日本新任首相平沼骐一郎签订了《汪平沼协定》。4月5日,《大公报》重庆版披露了这份骇人听闻的“协定”,《大公报》渝馆总编辑王芸生为此撰写了题为《汪精卫的大阴谋》的社评,在对汪精卫的叛逆行径进行谴责后,发表了两点认识:“①汪精卫的通敌卖国,已不是一朝一夕之事,当他在重庆时即已开始策动。②汪氏的阴谋,并不是简单的个人活动,是有相当规模的组织的。”王芸生在此认识的基础上,谈了一点感想:“汪氏的阴谋,既策动如此之久,且有组织的行动,蛛丝马迹,布满沪渝,中央当早有所闻。当汪氏未离重庆之先,疏于防范,已是憾事,‘艳电’发表之后,中央只予除籍撤职的处分,并未发动国法,对于附和之人亦未查究,以致任令彼等逍遥法外,继续进行其大阴谋,宽大优容。语云:‘姑息养奸’,正汪事之谓。这是我们的感想。事至今日,中央再不容姑息,应速查明事实,发动国法,各治应待之罪。”这是指责蒋介石对汪精卫过于宽容,以致“姑息养奸”,并敦促国民党对附逆汉奸绳之以法,治之以罪。此外,《大公报》重庆版还揭露汪精卫要求日本每月津贴3百万元法币,作为建立卖国政府的开办费,另加2亿元法币贷款,拟建立一支汉奸军队。
汪精卫一步一步地加紧与日本人的联系,他指使高宗武、梅思平,代表他与日本代表影佐祯昭、今井武夫在上海进行密谈,并草签了卖国的《日华协议记录》,声称汪要脱离国民政府,成立亲日的“新政府”。汪精卫的行径,首先触怒了蒋介石。蒋不满意汪单独去和日方勾结,搞什么“和平运动”,而且准备成立的傀儡政府,也挂青天白日旗,也称国民政府。所以,当蒋听说汪伪组织即将登场之际,想抽它几根台柱,给汪拆台。因此,蒋介石一再给在香港的杜月笙带话,要他通过在上海的老关系,在这方面来一个“突破”,甚至不惜用许愿、重金等方法,收买汪的走卒。
杜月笙在上海的干将徐采丞,通过黄溯初得知高宗武、陶希圣有脱离汪逆之意,遂到香港向杜汇报。听罢,杜矍然而起,双手一拍,眉飞色舞的高声说:“采丞兄,这件事情关于抗战前途,国家大局,确实值得一试,你在香港住两天,我乘最近一班飞机到重庆,我要去见蒋委员长,当面向他汇报。”1939年11月5日,杜自港飞赴重庆,在张群的联络下,他见到蒋介石。蒋面授机宜后,要求他从速返港,一切秘密进行。当时,杜感到十分振奋,搭中国航空公司的飞机,兴冲冲地离开重庆回到香港。他又找到徐采丞,嘱咐急办两件事:第一,请黄溯初火速到香港,跟他面谈;第二,转告在上海的万墨林,只要高宗武说声走,便不惜一切代价,务必把他和他的家眷,平安无事的送到香港来。黄溯初果真到了香港,把高宗武的意思向杜月笙和盘托出。杜又到重庆,再次向蒋介石当面汇报,临走时蒋还写了给高的亲笔信,托杜带去。杜月笙回到香港后,把蒋的亲笔信交给徐采丞,要他立即回上海面交高宗武。徐按照杜的指令,把事情办妥,高宗武答应把“密约”交给蒋介石。
那么,高、陶为什么要脱离汪精卫呢?据朱子家回忆:“高、陶之出走,绝非简单的所谓‘深明大义,幡然变计’。以高、陶的对于‘和运’,均以劳苦功高之开国元勋自命,对权位志不在小,那时对日的谈判虽方在开始,但政权成立后之重要人事,已拟有一个大概的轮廓。汪所内定的,是政权成立以后,陶除‘宣传部’外,兼任政府方面的‘宣传部长’,而陶则不愿任空洞的‘宣传部’,志在取得‘实业部’,但实业部汪曾面许由梅思平担任,已无可变更。至高宗武汪认为其资历不够,只能任‘外交部次长’,高则以为近卫三原则由其一手取来,且以后汪政权之外交,也不过着重在日本,外长一席,自非其莫属。但两人心中虽不满意,而又不敢与汪面争。‘壮志’未酬,渝方特工人员仍得乘其觖望之际,一经诱劝,自然很容易取得成功。……周佛海一到上海,立即筹备拟于汪政权成立之日,在南京创办一张日报,当时系由罗君强与叶如音进行(即后来之《中报》),陶希圣为‘宣传部长’后,一再与君强商酌,欲改为《中央日报》,置于‘中宣部’管辖之下,君强坚拒,至起龃龉。在高、陶临走前数日,君强且抵书陶希圣痛骂之。”
1940年1月4日,高宗武、陶希圣带着《要纲》秘密潜入香港。高、陶虽参与了日汪谈判,但他们是如何把极为机密的文件拿走的?据当时负责谈判收发文件的陈春圃回忆说:“我是负责分发和收回文件的,每次如此。记得有一天高宗武对我说他要带一份回家参考,一二天就送回来,我请示过汪精卫点头答应后才给他。过了两天后高没有送回,汪就命我往取。取回后谁也没有怀疑过他已加以摘录和摄影,后来在香港发表的自然就是这一份,现在细谈其内容不独没有必要,手上没有原本也无可能,反正这是见之报载人所共见之事。”另据参与谈判的日本人犬养健说:“当时密约会议,因恐高宗武泄露,所以警戒非常严密,日方由矢荻,华方由梅思平负责收藏文件,任何小纸片,都须留下,不得携出会场之外。据他们推测,高宗武等将每日结果,牢牢记住,一条一条写下,故与原约无异。”这说明高陶事先是有准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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