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派的研究方向是什么？吴派简介

吴派是清代乾嘉之际率先以古文经形式进行纯汉学研究的地域性学派，因其代表人物惠栋为苏州吴县人而得名。吴派主要成员都来自隶属清代苏州府籍的学者如沈彤、江声、余萧客、褚寅亮等；然作为著名学术流派，其空间涵盖面相当宽泛，如洪亮吉、孙星衍、王昶、王鸣盛、钱大昕等分别隶属清代常州、太仓、松江府州的阳湖、嘉定、华亭三县人。又如稍后的江藩则系扬州府甘泉县人。因此，所谓“吴派”实际上是清代乾嘉之际以工业苏州地区为核心的由江南学者组成的汉学研究群体。

吴派的汉学研究，一般上溯到清代顾炎武、黄宗羲等学者提倡实事求是地研究古经汉疏的学风。顾、黄虽然倡导儒经研究，他们个人的学术旨趣却是以理学作为背景的，吴派作为一个自成体系、别立门户的地域性学术流派，自有其学术渊源。清代学者任兆麟说：“吴中以经术教授世其家者，咸称惠氏。惠氏之学大都考据古注疏之说而疏通证明之，与六籍之载相切。传至定宇先生，则尤其著纂，卓卓成一家言，为海内谈经者所宗。”（《有竹居集》卷十《余仲林墓志铭》）将吴派的学术渊源追溯到苏州惠氏，这也是学界迄今为止的定论。所谓“惠氏”，即指由惠栋上溯至曾祖惠有声四世传经的家学传统。曾祖惠有声，字朴庵，明贡生，与同里徐枋友善，以九经教授乡里，并从事汉经的研究。祖父惠周惕最为著名，他对《易》学和《春秋》学的研究，被当时督学江南的田雯赞为“其论采于六经，旁搜博取，疏通证明，虽一字一句必求所有而改其义类，晰其是非，盖有汉儒之博而非附会。”（《研溪先生<诗说>序》）可以认为正因有了惠周惕的经学造诣，才有可能导致孙儿惠栋的后来居上。因此，逻辑的推演，惠周惕必然成为吴派汉学研究的直接导源人。有关惠周惕经学师承，仅见《吴县志》“少传家学，又从徐枋及汪琬游，究心经学”。也正因为如此，每每论及吴派，必然上溯到惠周惕与徐、汪的师承关系，造成吴派与徐枋、汪琬之间存有某种必然的逻辑的假象。其实，不仅惠周惕有明确的经学师承，而且吴派的导源发轫者可追溯到明清之际吴中名士丁宏度首次尝试汉儒经说的系统研究，并在他的带动下，苏州地区形成了一个不小的汉学研究群体，而惠周惕是其中的佼佼者。丁宏度，字临甫、子临，别号舆舍，苏州人，明末儒生，以研究《周易》、《春秋》而称名一时。“以汉时说经各有师承，贯穿钩穴，口诵如澜翻，执经问难者，接踵门墙，愿得先生一言论定，时人尊之日经圣，亲炙弟子惠周惕、顾丁瑮、顾嗣立其选也。其多以章句训诂之学推重先生。”（《苏州丁氏宗谱》）这说明在惠氏之前，苏州地区已形成了研究汉学的学术氛围，至于奠定吴派规模，则经过了惠氏祖孙三代的努力才告完成。

吴派的学术组织形态是以血亲关联为基础的。如惠栋对《周易》的研究便是曾、祖、父的世代相传，江声、江镠、江沅祖孙三代致力于语言文字的研究，而钱大昕、钱大昭兄弟及其从子钱塘、钱坫、钱东、钱铎、钱侗，独生子钱东壁、钱东塾，一门群从，皆治古学，时有“嘉定九钱”之称。这种以家族、血缘乃至师生关系而形成的学术组织形态，最重要的是其家族内部重视经学研究，并能为其成员提供良好的经学环境，家族内部，师生、师友之间的经义赏会，兄弟子侄之间的砥砺切磋，以及经学人才的早秀早慧，家训、家诫中注重经学等等，都表明了吴派学者家族内部经学气氛的浓厚。吴派的产生，正是渊源于这一特殊的文化背景。

治学一尊汉经，是吴派的学术宗旨。惠栋认为：“汉人通经有家法，故有五经师，训诂之学，皆师所口授，其后乃著作帛。所以汉经师之说，立于学官，与经平行。”（《九经古义·述首》）钱大昕认为“训诂必依汉儒，以其去古未远，家法相承，七十子之大义犹有存者，异于后人之波不知而作也。”（《潜研堂集》卷二十四）王鸣盛说：“经文艰奥难通，但当墨守汉人家法，定从一师，而不敢他徒。”（《十七史商榷·序》）所谓汉人“家法”、“师法”特指汉代经学传授。汉代五经博士及其所传弟子以师法说经，而各自名家，称“家法”。某一经师被确立为博士后，他的经说便成为“师法”。这种由选定传经的某家为博士后，于是由初学入门之师法家法转为官定的师法家法。再由博士弟子员同某博士受业，某博士所受者，即成为博士弟子的师法家法，由此形成固定的学术传承系统。家法和师法实际上是将固定的经学传承转为各经博士借以维护个人学说专利的纽带。不过，这种家法师法在汉代并不严格。如吴派推崇的许慎和郑玄的个人著述中也兼采古今各家之说，未受家法或师法的束缚。吴派学者也继承了这一传统。如惠栋《周易述》以荀爽、虞翻为主，而参以宋咸、干宝诸家之说，而《易汉学》则“左采右获，孟长卿以下五家之《易》”。所谓“五家之《易》”，即指汉代孟喜、虞翻、京房、荀爽、费直五家个人的《易》说。汉代《易》学又有今文与古文之分，惠栋以虞翻为主，虞翻世传《孟氏易》，属今文；而他又参以荀、郑诸义，荀、郑均传《费氏易》，属古文。因此，吴派所谓的家法师法，实际上是汉代古文与今文两个不同系统的混合体，但本质上仍属汉学系统。

吴派对汉儒的尊信和固守，导致它研究经学必然从古文字入手，重视声音训诂，以求经书意义的治学方法。惠栋认为“经之义存乎训，识字审音，乃知其义”，王鸣盛强调“正文字，辨音韵，释训诂，通传注”，钱大昕认为“有训诂而后有义理”。“训诂”本是汉代经学家治经的基础工作，据《汉书·艺文志》，凡称“故”、“训”、“解”及“章句”的都是指对某经文字的训诂及诠释；凡称“传”或“说”的则指发挥六经大义。这说明汉代对经典的诠释主要包括文字解释和思想发挥两种。然而吴派学者虽明言以训诂通大义，但事实上将大义视为训诂，由训诂替代大义，这显然违背了汉儒治经的基本精神。当然，训诂作为整理和研究经籍的方法，消除长期以来附加在经书上的种种误解和歪曲，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其中也包含着一些科学的治学方法和态度。同时，它所带来“断章零句、援古正后”的负面意义也极明显。即使勤于收集资料和分析排比，也始终未能用抽象的方法以形成自己的思想。

吴派尊信汉儒家法、师法，运用小学训诂方法的纯汉学研究，这是清初以来学术思想发展的必然趋势。早在明末清初，被誉为“开国儒家”的顾炎武就倡导“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的治学方式。然而吴派学者更多的是反宋学的主题。宋学虽为清代官方确认的学术正统，但自清初以来一直受到在野的非正统的汉学提倡者的批评。清初黄宗羲、毛奇龄、胡渭等人对邵雍、朱熹先天《易》之说发起的批评和清算便是明证。吴派学者为恢复相传由孔子整理和传授的“六经”本义，都强调由字词入手研究经书，而字词训诂必须以汉儒笺注为主要依据，从而对宋学提出了批评。惠栋认为宋儒之祸“甚于秦火”，他的《易汉学》一书旨在辩证“河图洛书先天太极”之学；江声认为“性理之学，纯是蹈空”，江藩认为经学坏于“南北宋道学”。吴派的扬汉抑宋，展示了清代前期学术思想发展的一般趋向，奠定了乾嘉汉学的基础。

吴派的儒学研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易》学研究是吴派学术最为显著的表征

吴派开创者惠栋一生致力于汉代《易》学的研究，著有《周易述》、《易汉学》、《易例》等。他的《易汉学》专考汉代《易》说，此书一出，被誉为“汉学之绝者千有五百余年，至是而粲然复章矣”。惠栋的《周易述》发挥汉《易》而自注自疏，为后来的江藩、李林松所继承。

二、《尚书》学研究是吴派学术的第二表征

吴派学者的《尚书》研究，始于惠栋《古文尚书考》。该书继清初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后，再度考订东晋晚出之二十五篇为伪。惠栋弟子江声张大师说，作《尚书集注音疏》，别附《尚书补谊》及《经师系表》。吴派学者王鸣盛《尚书后案》，专以发挥“郑康成一定之学”。实际上是指结集了有关东汉古文经学派及其传衍《古文尚书》经说的资料集。紧随江、王等之后研究《尚书》的基础上撰《尚书今古文注疏》，专释汉代今文、古文都有的二十九篇，企图取代唐代孔颖达为晋代伪古文的《尚书传》所撰的《尚书正义》，该书作为《尚书》学总结性专著，展示了吴派的学术风貌。

三、治学兼及考史，是吴派学术的第三个表征

吴派学者虽偏重于古经汉疏的研究，但也深研史学。惠栋撰有《左传补注》、《后汉书补注》、《续汉志考》等。吴派中以考史著称的是王鸣盛和钱大昕，《十七史商榷》和《二十二史考异》是他们的代表作。他们不仅精于考证舆地职官、典章制度，而且批评宋明理学家臆测历史，模仿圣人《春秋》笔法，对史事大加褒贬的空疏学风。体现了吴派学者对历史真实性的追求，更多的是由经验性的总结转向理性探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