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和法家冲突是怎样的？儒家和法家的区别是什么

对于秦王朝的最高统治者秦王政来说，建立统一的大帝国既为他多年来梦寐以求的理想，因此当他完成政治上的统一之后，如何巩固这种统一，便理所当然地成为他日思夜想的重要课题。面对这一课题，秦王政在起初并没有完全排斥儒家的方案，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秦王朝在统一过程中和统一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正是按照儒者的设计建立起一套权力模式和行政体制，除了秦国原有的疆域外，秦王朝在山东六国并没有立即推行秦国原先实行的郡县制，而是依据各国的不同传统、不同状况，建立了藩属关系，承认各国原有统治者的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大体恢复了周初的情况。在事实上接受了儒者“师古”，以及分封诸子以卫社稷的建议。

然而，从当时的实际情况看，秦王朝的这些做法并不能保障其统治权力的有效性，更无法使统一帝国得到巩固和稳定。恰恰相反，由于秦王朝在统一过程中所暂时保留的诸侯国毕竟都与秦推翻的周王朝有或深或浅或直接或间接的血缘、姻缘关系，他们的权利来源毕竟都是周天子。因此，尽管秦王朝不得不保留诸侯国的权利和地位，但在中国宗法化的社会结构中，秦王朝统治的合法性又不能不受到具有合法性权力来源的诸侯们的怀疑。于是，诸侯们在忍受了暂时的屈辱之后，便纷纷反叛，他们根本不可能真正成为秦王朝的藩属和臣民。也就是说，这些原有的诸侯国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像周初诸侯国对待周天子那样拱卫着秦王朝。于是，儒者的师古与分封的建议虽然是一种高妙的理想，但毕竟与当时的社会现实相脱离，其假定性的前提是承认了秦王朝权力的合法性。而事实则正如秦王政所反省的那样：'异日韩王纳地效玺，请为藩臣，已而倍约，与赵、魏合纵畔秦，故兴兵诛之，虏其王。寡人以为善，庶几息兵革。赵王使其相李牧来约盟，故旧其质子。已而倍盟，反我太原。故兴兵诛之，得其王。赵公子嘉乃自立为代王，故举兵击灭之。魏王始约服入秦，已而与韩、赵谋袭秦，秦兵吏诛，遂破之。荆王献青阳以西，已而畔约，击我南郡，故友兵诛，得其王，遂定其荆地。燕王昏乱，其太子丹乃阴令荆柯为贼，兵吏诛，灭其国。齐王用后胜计，绝秦使，欲为乱，兵吏诛，虏其王，平齐地。寡人以眇眇之身，兴兵诛暴乱，赖宗庙之灵，六王咸代其辜，天下大定。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其议帝号。'显而易见，秦王政已清醒地意识到，秦王朝统一之后所面临的最大危机不是别的，只是权力的合法性危机。而这一点也与儒家素来所强调的'名正言顺'的思维路数不谋而合。为了克服权力的合法性危机，巩固秦王朝的统一成果，秦王政和他的谋士们在先后平定诸侯叛乱的同时，也作了许多相当积极的努力，以期名正言顺地取周而代之，确立秦王朝的合法性地位。丞相王绾、御史大夫冯劫、廷尉李斯等与博士议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臣等昧死上尊号，王为泰皇，命为制，令为诏，天子自称曰朕。'以此强化秦王政的个人尊严和秦王朝的合法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