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人文主义的历史发展是怎样的？儒家之道之六

八、儒家之道的第三期

正如孔子和孟子所展示的，儒家原初的意图，简言之不过是修己以安人。以自我为各种关系的中心，以社会为一信赖社群，以天道为内在超越，基于这样的理念，儒家这种通向自我实现的庸常之道，演化为一种内容丰富的生活方式，一种包容广泛的带有深刻宗教意义的人文主义。但是，就像任何重大的伦理─宗教系统一样，诸多世纪以来，儒学曾经有过不同的应用。除了做为一种超越性人文主义的理想性的伦理之外，儒学也被等同为国家权力、权威主义的各种关系以及僵硬严峻的社会等级。因而。儒学不但在中国被认为是等同于政治现状，在东亚的其它地区，尤其是韩国、日本和越南，也同样如此。十九世纪西方文化的到来，适逢中国政治系统的衰败以及其核心建制的腐朽。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当中国的知识分子看到她们的土地在外国人的手中忍受着一再的羞辱时，他们开始认为中国文明本身已经走上了穷途末路。由于儒学被视为中国文明的核心价值，儒学便开始受到严厉地攻击，被当作主要的恶棍，要求对中国人生活的所有毛病负责，包括政治上的专制主义、社会的分裂、经济的落后、贫穷、疾病、饥饿以及甚至是缠足和鸦片瘾。二十年代以来，中国见证并经历了一波又一波的反孔运动。在其颇有影响和思想争议性的三部曲《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加州大学柏克力校区的列文森（josephlevenson）径直声称：儒家传统的衰落在五十年代是一个无可挽回的趋势。（1）复活儒学的思想尝试至多是被动的传统主义性的。这些尝试通常很容易被泼上保守或反动的污水。当中国面对来自西方的诸如自由、民主和科学这样一些其它的选择时，关于儒学的生存能力，列文森的三部曲提出了一些严肃的问题。在其更为集中的学术专论《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立足点》之中，耶鲁大学的玛丽·莱特（marywright）讲述了在十九世纪中国由政府中最优秀的人物所领导的重建儒家体制并动员传统儒家价值以抗击西方蚕食的改革与努力的这样一个故事。这些人没有能够力挽狂澜，从他们的失败中，玛丽·莱特得出了儒学与现代世界不兼容的结论。

在西方教育的影响下，许多杰出的中国思想家认为，儒家以去凌驾于现在，以家庭凌驾于个人，以君主凌驾于臣民，以男性凌驾于女性，以老年人凌驾于年轻人，这种对权威的强调，是压迫性的。对于这些思想家们来说，在中国现代化的令人绝望的尝试中，儒学要为扼杀创造性和摧毁个体的原创性与自由负主要的责任。在儒家思想中，没有解放与自由的潜质。礼仪看起来不是做为一种学作人的积极过程，而毋宁是一种强加于人的外在律则，陈腐而虚伪。

做为一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盘性反偶像攻击，虽然起初只是出自一些西化心灵的知识分子，但是，这样一种有关儒学的敌视的描绘，很快成为一种有力的思想潮流。此外，反儒学的运动与二、三十年代出现的国家主义有力地交织在一起。国家主义者和反儒学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