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儒家对中国文化前途有什么影响？新儒家对中国文化前途的基本认识

港台新儒学的形成，起始于五十年代。1957年，唐君毅到美国访问，他在与张君劢谈及欧美学人对中国文化的研究方式及观点多有不当时，拟联名发表一份文件以纠正西方学者对中国文化问题的偏见。后由张君劢致函在台湾的牟宗三、徐复观征求意见，然后由唐君毅负责起草，寄给张君劢、牟宗三过目，二人未表示其他意见就签署了。当寄给徐复观时，徐作了两点修正，一是关于政治方面，徐复观认为要将中国文化精神中可以与民主政治相通的疏导出来，推动中国的民主政治。这一点原稿讲的似乎不太充分，徐就改了一部分。二是由于唐君毅的宗教意识很浓，所以在原稿中也就强调了中国文化的宗教意义。而徐复观则认为，中国文化虽原来也有宗教性，也不反宗教，然而从春秋时代起中国文化就逐渐从宗教中脱出，在人的生命中实现，不必回头走。所以徐复观便把这一部分的原稿也改了，然后寄还唐君毅。唐君毅接受了徐复观的第一个建议，第二个建议则末接受。1958年元旦，这份文件以唐君毅、牟宗三、张君劢、徐复观四人的名义联名发表，其正式名称是《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我们对中国学术研究及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认识》。

这份宣言洋洋四万言，基本反映了他们四人在五十年代对中国文化的认识与反省，是他们文化保守主义观念的一次最为完整的表现。他们强调，他们之所以发表这份宣言，主要是要表达他们对于中国文化之过去与现在之基本认识及对其前途之展望，与今日中国及世界人士研究中国学术文化及中国问题应取的方向，并附及他们对世界文化之期望。因为他们真切地相信，中国文化问题有其世界的重要性，姑且不论中国为数千年文化历史迄末断绝之世界上极少的国家之一，及十八世纪以前的欧洲人对于中国文化之赞美，与中国文化对于人类文化已有的贡献，仅中国现有近于全球四分之一的人口之生命与精神何处寄托?如何安顿?实际上就早已成为世界的问题。如果人类的良心并不容许用原子弹来消灭中国五亿以上的人口，则此近四分之一的人类生命与精神之命运，便将永成为全人类良心上共同的负担。而此问题之解决，实系于我们对中国文化之过去现在与将来有真实的认识。如果中国文化不被了解，中国文化没有将来，则这四分之一的人类之生命与精神，将得不到全人类在现实上共同关怀，而且全人类之共同良心的负担将永远无法解除。

然而，在唐君毅等人看来，近代以来西方学人研究中国文化的动机和方法多不正确。这些西方学者研究中国文化或是出于传教的目的，或是出于对中国古代文明、古代文物的好奇，或是出于对中国政治与国际局势之现实关系之关注，由此产生了种种误解。

尤其重要的是，许多西方学者把中国文化等同于早已中断的古埃及、古波斯及小亚细亚文明，用考证古董的心态和方法对待它。这样便不免产生错误。宣言强调指出，中国与世界人士研究中国学术文化者，首先必须肯定承认中国文化之活的生命之存在，我们也不必否认中国文化正在生病，甚至生出许多奇形怪状之赘疣，以至失去原形。但是病人仍有活的生命，我们要治病，先要肯定病人生命之存在，不能先假定已死，而只是供医学家之解剖研究。既然肯定中国文化是一活的生命存在，也就是肯定这中间有血、有汗、有泪、有笑，有一贯的理想与精神在贯注。因为忘了这些，便不能把此过去之历史文化当作是一客观的人类之精神生命之表现，遂在研究之时没有同情，没有敬意，亦不期望此客观的精神生命之表现能继续地发展下去，更不会想到今日还有真实存在于此历史文化大流之中的有血有肉的人正在努力使此客观的精神生命之表现继续发展下去，因而对之亦发生一些敬意和同情。他们强调，研究365足球投注与文化必须对365足球投注文化传统怀有同情和敬意，敬意向前伸展增长一分，智慧之运用也随之增长一分，了解也随之增加一分。在谈到中西哲学文化之间的差别时，宣言认为，中国文化中并不缺少超越层面，它体现了伦理道德、超越情感和宗教精神的和谐统一。中国学术思想的核心是儒家的心性之学，心性之学是以人的道德实践为基础的，这种心性之学可以包含一形而上学，这形而上学不同于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后者旨在探讨宇宙的终极实在及客观构造，儒家的心性之学则涵摄一道德的形而上学，即以道德实践为基础，亦由道德实践而证实的形而上学。儒家心性之学是统贯天人、内外、伦理道德与宗教精神为一体的，所以不能认为它只是一种道德说教，或者说只是一些关于如何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外在规范和信条。

对于西方近代以来的民主与科学，宣言继承新文化运动以来新儒家的思想传统，强调中国文化依其自身之要求应当伸展出文化理想，是要使中国人不仅有其心性之学，以自觉其自我之为一"道德实践的主体"，同时当求在政治上能自觉为一"政治的主体"，在自然界、知识界成为"认识的主体"及"实用技术的活动之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