座主和门生：封建科举制度下的一种独特关系

明代的座主，是一个颇有份量的名词。
封建时代的科举制度，为读书人的晋升提供了一条合法的途径。今人往往按现代的观点，对科举制度大加挞伐，窃以为是不尊重历史的表现。中国的政治，从势豪大户的博弈转而有了一点“仕”的特点，实得益于科举。像王安石、张居正这样的救时良相，皆出身平民，若没有科举，他们就找不到由江湖而入庙堂的途径。我曾在《让历史复活》这篇文章中谈及，研究中国政治，首先要研究皇帝与宰相这两个系列。皇帝的产生只有两途，一是改朝换代，用暴力攫取，是为开国皇帝；二是世袭。宰相的产生也是两途，新朝的开国宰相，都是辅佐新皇帝打下江山的读书人。其后的宰相，基本上都是科举制度的产物。历史上，有文盲皇帝，但绝没有文盲宰相。盖因宰相的出身都是读书人。
今天的读书人出路很多，既可到政府部门当公务员，又可当企业的CEO，即便当一个自由撰稿人，日子也过得下去。古时则不同，读书做官是士人惟一的出路。所以，科举是每个读书人必须经过的道路。
明代沿用唐宋两朝的科举制度，读书人参加县、省、全国三级考试。县试合格者为秀才；省为乡试，考中者为举人；全国为会试，考中者为进士。进士的甲科，即为状元、榜眼、探花三人，由皇帝主持的殿试产生。每逢乡试与会试，主考官都由礼部任命。特别是会试，主考官往往由皇帝亲自挑选并任命。参加乡试与会试的读书人，若考中举人或进士，则要拜本科的主考官为座主。而座主则称这些弟子为门生。
明代以孝治天下，每家都有一个牌位，上书“天地君亲师”五字。“文革”以前，偏僻的小城镇还保留这种类似神龛的牌位。我小时候，每逢年节，长辈便领着我到这牌位下磕头。这五个字，天与地放在前头，乃是敬畏神灵的表现。跟着后面的是君王、父母、老师三位，都是每个人必须终生依附和顺从的权威。


座主的称呼源于老师，但比老师更受人尊重。因为座主兼有老师和仕途领路人的双重身份。明代的座主，一般都是皇上的股肱大臣。如解缙、方孝孺、杨士奇、杨廷和、夏言、严嵩、徐阶、高拱等内阁大臣，都曾担任过会试的主考官。他们一旦掌握大权，便会提携重用自己的门生。
所以说，门生对座主，无不奉事惟谨。这里头除了师生之间的道义，也含蕴了一些功利的因素。在封建专制时代，朋党政治是一个永远无法解决的问题。所谓朋党政治，就是执政者多用私人。乡党、同年（即同科进士，类似于今天的同学）、亲戚、门生、故旧等等，都属于私人的范围。古人荐贤“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的原则，只是一种理想。在实际的操作中，不避仇的很少，不避亲的倒是比比皆是。因为这层原因，就不难理解座主在门生心目中的地位，是何其显赫和重要了。
座主和门生的关系，说穿了，就是树和猢狲的关系。树大猢狲多，树倒猢狲散，这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座主对门生，是提携和保护；门生对座主，是依附和顺从。
若要从历史中寻找座主与门生之间的亲密无间的典型，那就太多太多。若要找两者之间生出嫌隙甚至仇恨来的，就不那么容易了。就我所知，整个明代，门生弹劾或讽刺座主的，只发生过两例：一是武宗朝的首辅李西涯；二是神宗朝的首辅张居正。
先说李西涯。
武宗皇帝初承大统，信任阉党，臭名昭著的刘瑾得以成势。国事迅速颓败，内阁首辅刘健秉持正义，与刘瑾之流斗争不懈，眼见圣意不可挽回，便率领内阁辅臣集体辞职。在刘瑾的主持下，辅臣大都斥逐，但留下了李西涯一人。李西涯腆颜受命，每日周旋于刘瑾、张永之间，曲意逢迎，几无臣节可言。当时的士林，虽然对他腹诽甚多，但慑于他的权势，很少有人敢于指责。李西涯有一位门生，叫罗玘，时任监察御史。他看不惯座主的品行，于是修书一封，投到李西涯门下。这封信不长，兹全录如下：
生违教下，屡更变故，虽常贡书，然不敢频频者，恐彼此无益也。今则天下皆知，忠赤竭矣，大事亦无所措手矣。《易》曰“不俟终日”，此言非与？彼朝夕献谄以为常依依者，皆为其身谋也。不知乃公身集百垢，百岁之后，史册书之，万世传之，不知此辈亦能救之乎？白首老生，受恩居多，致有今日，然病亦垂危，此而不言，谁复言之？伏望痛割旧志，勇而从之。不然，请先削生门墙之籍，然后公言于众，大加诛伐，以彰叛恩之罪，生亦甘心焉。生蓄诚积直有日矣，临椷不觉狂悖干冒之至。
这封信虽然多有愤激之语，但罗玘仍不忘师生之谊，只是把信送到李西涯手上，并未公之于众。据说李西涯看了信之后，默默地流泪，不置一语，想是他有很多的难言之隐。
此后，刘瑾伏诛，王振等另一批小人又粉墨登场。李西涯仍琉璃球儿似的周旋其中。罗玘的规讽，显然没有起到作用。但罗玘终究没有撕破脸，与座主闹翻。
李西涯主持内阁近二十年，尽管昏昏老矣，仍不肯离去。一日，又有人朝他的门缝儿里塞了一首诗：
清高名位斗南齐，伴食中书日已西。
回首湘江春水绿，子规啼罢鹧鸪啼。
诗的意思很明显，要李西涯不要再当“伴食中书”了，赶紧回他的湖南老家去。这首诗是不是罗玘写的，已不得而知。
不过，信也罢，诗也罢，罗玘对座主的态度，是激烈而非极端。过后六十年，刘台弹劾座主张居正，就没有罗玘那么温文尔雅了。
刘台是隆庆五年的进士，那一年的主考官是张居正，名符其实的座主。
张居正于隆庆六年（1572）六月当上内阁首辅，提拔了一大批青年才俊。刘台幸运地被张居正选中，由刑部主事升任监察御史巡按辽东。这对于一个入仕才两年的人来说，无疑是极大的晋升。此时的刘台，对张居正这个座主可谓感激涕零。但是，到了万历三年，两人的关系发生了逆转。
那一年秋天，辽东总兵李成梁对蒙古作战取得胜利。刘台抢先向朝廷奏捷。按规矩，奏捷的事应由巡抚和总兵联合上疏，巡按没有奏捷的权利。刘台出于私心上奏，有邀功之嫌。他的奏章送达京城后，张居正看了很生气，便去信将他训斥了一顿。
斯时万历新政刚刚展开，张居正推行考成法，对官员的管理甚严。刘台奏捷邀功，虽非原则性问题，但在这种大前提下，张居正将他当作典型申斥，其意图是让士林看到他整饬吏治的决心。
收到张居正的申斥信后，刘台感到没有面子，大概年轻气盛，不思后路，竟轻率地作出了反抗的决定。万历四年的正月，刘台写了一道弹劾张居正的奏章呈给神宗皇帝。
这篇弹章一开头就气势汹汹：
高皇帝鉴前代之失，不设丞相，事归部、院，势不相摄，而职亦称。文皇帝始置内阁，参预机务，其时官阶未峻，无专肆之萌。二百年来，即有擅作威福者，尚惴惴然避宰相之名而不敢居，以祖宗之法在也。乃大学士张居正偃然以相自处，高拱被逐，擅威福者三四年矣……
接着，刘台列出了张居正“擅作威福”的五条罪状：（1）两面三刀，驱逐高拱；（2）违背生不称公、死不封王的祖制，给成国公朱希忠赠以王爵；（3）降黜与己政见不合的言官；（4）任用张四维、张澣等私人；（5）接受边鄙武臣的贿赂。
张居正自担任首辅以来，得到了李太后与神宗皇帝母子二人的绝对信任，各方面的改革亦进展顺利，他在朝野之间的威望，也远胜过了前面的夏言、严嵩、徐阶、李春芳、高拱一连五位首辅，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时候，刘台的奏疏到京，在朝廷引起的震动可想而知，作为当事人的张居正，更是震怒异常。
前面讲过，明朝门生与座主闹别扭，见诸文字的，刘台之前，只有一个罗玘。但罗玘只是规劝李西涯，尚没有将矛盾公开化。刘台这次却是公开弹劾座主，这是大明开国以来的首例。因此张居正受到很大的打击，他当即向皇上写了辞呈，说了“我朝开国以来，未有门生弹劾座主，臣深感羞耻，唯有去职以表明心迹”这样的话。神宗皇帝当然不会让张居正辞官，而是下旨着锦衣卫将刘台押解进京，榜掠之后，逐回老家江西安福，削职为民。
刘台这件事做得太绝，张居正虽然表面上劝皇上不要给刘台太过严厉的惩罚，但心中却对这个忤逆的门生恨之入骨。底下人看出张居正的真实心境，于是又编织罪名，再将刘台流徙充军到偏远的贵州都匀卫。万历十年，当张居正病死在任上的当天，刘台也在流徙地病死。这一对终生都不肯互相原谅的门生与座主，在同一天死亡，或许也是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