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中国学会是怎么成立的？

导读：历史以最神秘的造化，在一个最惨淡、最苦痛的人间，生化了一群最自由挥洒、最意象寥廓的青年。“少年中国学会”的几千名中国少年，其中包括毛泽东、李大钊、邓中夏以及被多数后人遗忘的王光祈……后来成为整整一个世纪的历史主角。
1919年7月，王光祈、李大钊等发起组织少年中国学会。图为1920年周年纪念时部分会员在北京岳云别墅的合影，右三为李大钊。
1918年冬天，23岁的李璜出夔门、经上海，跋涉大半个月来到北京。这一天，在米市胡同便宜坊的一家烤鸭店，北大教授李大钊设宴为他洗尘，同时在场的还有分设中学堂同学王光祈，北大学生邓中夏、易克嶷，以及李大钊的密友陈淯。李璜记得，六个人刚刚坐下，又有两名青年冒雪而来。王光祈介绍说，他们也有意到法国勤工俭学，“闻我将往，甚喜，愿一谈”(李璜《学钝室回忆录》)。
此时，欧洲大战已经结束，断绝四年的中法航线也行将恢复。李璜此来，正是应“留法俭学会”之召、前往巴黎勤工俭学的。后来，他这么回忆当时的情形：“我注视赵毛两会友，似较我辈年青……以小弟弟待之。”
这一天，与两位“会友”，李璜称兄道弟、极为亲热。尽管初初相识，但他们同属“少年中国学会”(以下简称“少中”)的筹备成员。他们年轻、纯洁，心中有着无尽的山河，以及“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情怀。
几十年后，李璜说，那个午后他永生不忘。因为在那张小小的圆桌边，他见证了人生的无常、命运的残酷以及历史的分合。那个高个子的“会友”是毛泽东，黑皮肤的是赵世炎。与李大钊、邓中夏一样，他们后来都成为共产党的主要首领。晚年李璜在写作回忆录时，依旧称呼他们为“会友”。

1920年7月，李大钊等人在北京岳云别墅集会庆祝“少年中国学会”成立周年纪念时的合影
筹备少年中国学会
“同人等欲集合全国有为的青年，从事专门学术，献身社会事业，转移末世风俗。”1918年初春，在北京北池子的一间“狭陋不堪”的小屋里，26岁的王光祈起草着发起少中的计划书：“……知改革社会之难而不可以徒托空言也，故首之以奋斗、继之以实践;知养成实力之需时而不可以无术也，故持之以坚忍、而终之以俭朴……”这寥寥几十字，勾勒了一个温和、渐进、旨在改良社会的青年团体。
所谓“专门学术”，指的是近代学科。晚清以来，分工、专业理念渐渐兴起，学制革命更造就了一个基于分工和专业化、包含类别五花八门的新群体，“知识分子”。然而，兴办学堂十年，急功近利的心态，乃至“学而优则仕”的旧观念，无时不刻地笼罩着学界。
清末兴学之弊，影响了民国学子。王光祈记得，他从前的先生中，“讲理化、数学的教员……浅显的教科书都读不断句”;而以北大为例，在蔡元培出任校长前，学生们上体育课，教员呼喊的口令是：“老爷，向右转!老爷，向左转!”
专门人才的匮乏，使“教育救国”、“实业救国”流于空谈;与此同时，民国社会之败坏、人心之沉沦，更几近病入膏肓、无药可治。
正因此，构筑“新骨架”、奠基新社会，已成为这个国家的第一急务;也因此，举凡公会、社团、自治组织、民间团体、舆论机构、工商企业，乃至“社会公德”的培育、契约精神的形成……种种社会的纽带物、“民众的联合体”，无一不是不可或缺、百废待举。王光祈认为，少中应成为各种社会事业的发动机;他为此写道：“务使全国青年志士，皆具先民敦厚之风，常怀改革社会之志，循序以进，悬的以趋……”
王光祈断言，只有造成“中国社会之基础”，并“基于社会之实力”，才能最后解决作为社会产物的“政治问题”。而在此之前，“勿为无意识之牺牲，宜作有秩序之奋斗”。
显而易见，王光祈的这些思考有着深重的、梁启超式的改良痕迹。如果说，作为“支笔横扫千军”的天才报人，梁启超是近代中国的启蒙者，而《新青年》作者群被视为“第二代人”的话，那么，远离政治、关注社会、力主改良、强调渐进……则始终构成几代知识者通往现代中国之路的着眼点，也始终左右着几十万知识分子的个体选择。王光祈这一代人登台之初，并不例外。
1918年4月，王光祈完成了这份长达万余字、名为《吾党今后进行意见》的计划书。他将它寄给远在东京的曾琦，“商榷意见”。
日本的“学生救国团”
曾琦，四川隆昌人，1892年生。这个时为日本中央大学学生，曾被旧日同学郭沫若讥为“补人”(四川方言，意为可笑之人)、“老夫子”的26岁青年，有着异常复杂、混沌的面貌：一方面，他守旧、固执，即使在白话文运动兴起后，他也旁若无人地写文言文、作旧体诗，并且言必称王阳明、颜习斋;另一方面，他又颇具大时代青年的气息，他的日记时常出现“生于乱世”、“力挽狂澜”的字样。他混杂了新与旧、文明进化与因循保守的诸多色彩。
在几千名中国留学生中，他有着极广的人脉、很高的声望。他也正筹谋创建一个学会。正因此，接到王光祈《意见书》后，他当即委派同学雷宝菁前往北京，“接洽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