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季陶主义是什么？ 戴季陶《日本论》主要内容

戴季陶主义是什么？
孙中山逝世后，戴季陶回到上海，积极参加西山会议派的反革命活动。1925年6、7月间连续发表《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等小册子，系统地提出了一套反共的理论，时人称之为戴季陶主义。主要内容有三点：
一、提出要确立所谓纯正的三民主义为国民党的最高原则，大力宣扬三民主义，并未反对马克思主义，但对利用马主义挑起阶级斗争的共产党人持敌视态度。
二、认为民族和国家的需要是进行各阶级联合的革命，提倡阶级调和，反对劳动工人的阶级斗争。
三、主张建立一个所谓纯粹的或单纯的国民党，要求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都退出去，分裂国共合作，反对共产党。
戴季陶主义的主要观点
第一，打着恢复“纯正三民主义”的幌子，鼓吹封建道统说，阉割新三民主义的革命精神。戴季陶认为，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哲学基础是“继承尧舜以至孔孟而中绝的仁义道德思想”，“完全渊源于中国正统思想的中庸之道。”戴季陶把孙中山立足革命的三民主义思想，曲解为儒家的伦理思想，从根本上阉割了三民主义的革命精神。
第二，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宣扬阶级调和。这是戴季陶主义的中心思想。戴季陶利用孙中山说过的，中国只有大贫小贫的话，否认中国社会存在阶级和阶级对立。“要治者阶级的觉悟了，为被统治阶级的利益来革命;要资本阶级的人觉悟了，为劳动阶级的利益来革命;要地主阶级的人觉悟了，为农民阶级的利益来革命”。戴季陶还把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对立起来，反对在国民革命中提阶级斗争。
第三，反对国共合作，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戴季陶认为国共两党合作是国民党内产生混乱和纠纷的根源，因为团体都有排拒性，国共两党没有“共信”(即没有共同信仰)，因此就不可能“互信”，也不可能团结。即所谓“共信不立，互信不生;互信不生，团结不固，团结不固，不能生存”。
对戴季陶主义的批判
戴季陶主义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在统一战线内部出现的代表资产阶级右翼和国民党右派要求，与无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的一种反动政治思想。戴季陶主义集中反映了在革命高潮形势下，资产阶级右翼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新右派，妄图打击共产党，篡夺革命领导权的愿望。
陈独秀、恽代英、瞿秋白、肖楚女、毛泽东等都写了批判戴季陶主义的文章。中共北方区委还专门作了《关于反对戴季陶主义的决议》。瞿秋白1925年9月发表《中国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系统地批判了戴季陶主义的谬论。
第一、批判了戴季陶的“道统说”。
第二，共产党人还列举大量事实，说明中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不但不否认民族斗争，而且历来站在反帝斗争的最前列，而地主资产阶级却总是破坏爱国运动。因此，承认民族斗争，并不能抹煞阶级斗争，而且有进行阶级斗争之必要。
第三，共产党人还批判了戴季陶反对国共合作，反对共产党的谬论。
《日本论》主要内容
《日本论》一上来就拿日本的神权迷信开刀，从世界各民族都有自己的创世神话这一普遍的精神现象中，戴季陶看到了日本神道的特殊表现形态：神道与日本的国体有一种宿命性的连带关系和与时俱进的力量，犹如一个挥之不去的幽灵，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发挥作用，起着凝聚整个民族的作用。面对这样一个令人生畏的存在，戴季陶的心情是复杂的，一方面他看到，日本直到现代还没有完全脱离君主神权的迷信，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情——后来发生的一切，完全证实了戴季陶的判断;另一方面，正是这种神权迷信，构成日本人“自信心”与“信仰力”的核心，在鼓励全民团结一致、奋发进取上，起着任何东西都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为日本在国际生存竞技场上争得一个优先的位置。而一向以老大自居、不思进取的中国，缺少的正是这样一种品质，最后终于陷于悲惨的绝境。
《日本论》是一本薄薄的小册子，虽然没有严密的逻辑概念体系，却凭着对日本入木三分的了解和通透的见识，删繁就简，直取日本文化的神韵。当年国民党元老胡汉民曾高度评价《日本论》，认为它既做了日本人的律师，又做了他们的审判官，而且是极公平正直的律师审判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