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哪点不如洪秀全?
一
清兵入关208年,即公元1852年清咸丰二年,广西永安突然出现了一篇荡气回肠的《奉天讨胡》檄文。文中内容足以令听着惊骇:
慨自满洲肆毒,混乱中国,而中国以六合之大,九州之众,一任其胡行,而恬不为怪,中国尚得为有人乎?夫中国有中国之形像,今满洲悉令削发,拖一长尾于后,是使中国之人变为禽犬也。中国有中国之衣冠,今满洲另置顶戴,胡衣猴冠,坏先代之服冕,是使中国之人忘其根本也。中国有中国之人伦,前伪妖康熙,暗令鞑子一人管十家,淫乱中国之女子,是欲中国之人尽为胡种也。中国有中国之语言,今满洲造为京腔,更中国音,是欲以胡言胡语惑中国也。予总料满洲之众不过十数万,而我中国之众不下五千余万,以五千余万之众,受制于十万,亦孔之丑矣!
今幸天道好还,中国有复兴之理,人心思治,胡虏有必灭之征。公等苦满州之祸久矣!至今而犹不知变计,同心戮力,扫荡胡尘,其何以对上帝于高天乎?
这篇檄文,历数了满清政权奴役汉民族的累累血债,唤醒了华夏人麻木的耻辱感和久违的民族自尊感。檄文的发布者是太平天国起义军的二号人物东王杨秀清与三号人物西王萧朝贵。
一年后,太平军攻克南京,席卷南中国,建立起与清政府分庭抗礼的太平天国政权。清史《贼情汇纂》称“金陵建都,精兵六十万”。
此时一号人物洪秀全,开始发布另一篇祭祖雄文——《祭明太祖陵寝文》。文中,他以明太祖朱元璋“不肖子孙”自居,向500年前带领汉民族复国的朱元璋汇报工作:
“昔以汉族不幸,皇纲覆坠,乱臣贼子皆引虎、引狼以危中国,遂使大地陆沈,中原板荡。朝堂之地,行省之间,非复吾有,异族因得以盘据,灵秀之胄,杂以腥膻,种族沦亡,二百年矣。今藉吾皇在天之灵,默为呵护,君臣用命,百姓归心,东南各省,次第收复。东南既定,指日北征,驱除异族,还我神州。”
此两文前后问世,立刻在全国撒布开来:博得了广大汉族人的同情,甚至左宗棠这样的民间汉族精英人物也有意来投,清王朝政府遥遥欲坠,太平天国胜利硕果触手可及。洪秀全做一把朱元璋二世,率领汉民族复国,大有希望。
但是,偏偏此时,湖南杀出另一支汉族武装,为首者成为洪秀全一生的苦主。早在太平军起事之初,他就组织民兵,演练湘勇,发誓绞杀这场起义。
此人就是曾国藩。当时汉族学者型官员的代表人物。
同族起义,他为何不帮同族帮外族?
答案就藏在20年前的一篇墓志铭中。
公元1844年即
道光24年,仅为清国翰林院一讲师的曾国藩,在给朋友亡妻所写的悼词《陈岱云妻墓志铭》中,表露了自己的心迹:
民各有天唯所治,焘我以生托其下,子道臣道妻道也。以义擎天譬广厦,其柱苟颓无完瓦。
这段心迹,也可谓是曾国藩的精神寄托所在。在儒者国藩看来,三纲五常是中国大厦的正义擎天支柱,这根柱子倒了,大厦也将片瓦不存。而民族大义,却可以避而不谈了。
尽管就连当时的统治者都自称“本朝以满洲之君,入为中国之主”(雍正语,据《大义觉迷录》),但曾国藩这些汉民族儒家学者,已经养成了“忠君”的习性,无论此君来自何方。这就是满清统治中国二百年后的实情。“君臣大义”盖过“民族大义”。与其说,这是一种奴性,不如说这是一种惯性。
想当年清兵入主中原,有著名的“剃发令”,强令汉人改为满人衣冠。此“剃发令”的附言是“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说白了,就是“征服令”,不服者杀。有多少血性尚存的汉民族仁人志士,为了不留脑后强加的那根辫子或浴血奋战,或远走他乡。明末著名学者朱之渝,为保留汉民族衣冠流亡日本,他遥望大陆,赋诗一首:
汉土西看白日昏,伤心胡虏据中原。
衣冠虽有先朝制,东海幡然认故国。
廿年家国今何在?又报东胡设伪官。
起看汉家天子气,横刀大海夜漫漫。
然而,200年过去了,时间改变了一切,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汉族士大夫,已经习惯于这根先人被强加的辫子,甚至因为有人要剪掉这个辫子而感到痛心,一心为了保住这根辫子而浴血奋战了。在心理学上,凡此之举,视为大名鼎鼎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人质被绑匪劫持,却和绑匪站到一起,与解救他的人作战。不得不说,曾国藩的“君臣大义”,是一种病态的精神依赖,愿意并习惯于驯养体系下的“平衡”与“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