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十天后,“满洲国”傀儡皇帝溥仪在日本人的安排下,乘小型飞机飞到沈阳,准备换乘大型飞机逃亡日本。但溥仪万万没有想到,苏军几乎在同一时间占领了沈阳机场,当他和随从走出机舱时,便成了苏军的俘虏。第二天,在苏军的押解下,溥仪等9人前往苏联。在苏联,他过了5年的特殊俘虏生活。
待遇优厚的俘虏生活
苏联的所有收容所都从来没有关押过一位“皇帝”俘虏,因此,苏方对身份特殊的溥仪实施了特别优待。莫罗科夫卡收容所专门为他举行了一个小型宴会,向他交代了政策,并询问他们有什么要求。随后的生活待遇,更是出乎溥仪等人的意料。苏方对待他们就像对待疗养者一样:在膳食上,他们每日四餐,早餐有面包和各种点心、咖啡、茶等;午餐至少两菜一汤;下午三四点钟还要开一餐,叫“午茶”;晚餐常吃西餐,有牛舌、牛尾、果酒、点心等。
溥仪等人不知道,当时苏联的经济还相当困难,百姓的生活水平非常低。在起居上,收容所为溥仪准备了单间,还专门安装了有线广播,播放音乐和俄语新闻等节目。闲暇时间,溥仪等人不需要劳动,可以散步、聊天。开始苏方对他们的活动范围还有一定限制,后来限制逐渐减少,溥仪可以在山上、山下、河边、树林随便走走,活动范围比他当“满洲国皇帝”时都大。这一切都使溥仪感到意外,更有些忘乎所以。
1945年10月,溥仪等人被送往伯力红河子看守所。这里的条件比不上莫罗科夫卡,但生活也相当舒适。后来,在苏联方面的启发教育下,他们开始学习一些马列的书籍和苏联党史,但溥仪从不参加劳动。
后来,溥仪又被转入第45特殊战俘收容所,苏方对他的优待依然如故。溥仪从成为俘虏的那一刻起就有一种恐惧,他担心苏军会将其移交给中国政府。因为他知道,回国,中国人民一定会清算他“执政”伪满洲国期间的罪行。因此他认为:“只有留居苏联,才能保全性命。”
进入莫罗科夫卡收容所时,溥仪向苏军提出的第一个要求就是长期留居苏联。几天后,他又让其弟溥杰写了一封信给斯大林,要求允许他留在苏联。书信递到了苏军中校沃罗拓夫手上,但没有得到答复。此后,溥仪又多次给斯大林写信,均石沉大海,这使溥仪十分沮丧。于是,溥仪就开始拉拢他身边的苏联看守人员。溥仪从长春出逃时,随身携带了不少价值连城的珍宝,他经常用这些宝物讨好苏联军方。
然而,溥仪的百般讨好并没有获得最终的避难。所以,在整个俘虏生活中,溥仪始终惴惴不安,每当见到说中国话的人,就会误认为是共产党或国民党派来接他们的人。
国际军事法庭作证
1946年春夏之交,苏联内务部门对溥仪以下各伪满大臣开始了一系列传讯。溥仪开始不知道苏方这样做是为什么,直到1946年8月苏方通知他到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当证人,他才明白。
溥仪在苏联军方押解下前往日本。在法庭上,溥仪陈述了日本帝国主义奴役满洲的计划和实施过程。他详细叙述了“九一八事变”后,天津日本驻军司令香椎浩平如何强迫他去旅顺,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怎样威逼他从旅顺到长春去当“满洲国皇帝”,以及他如何遭受日本帝国主义者的监视,无权甚至无个人的人身自由。
当溥仪控诉日本人杀害他妻子谭玉龄时,情绪开始失控,他用手使劲地拍打证人台。在讲到天皇裕仁送给他天皇神器宝剑和镜子时,溥仪再次无法抑制激动的情绪:“当我拿着这些东西回家时,家里人都哭了。这是我这一代人的耻辱。”日本战犯的辩护律师认为这是攻击日本天皇的祖先,溥仪大声回击:“我可没有强迫他们,把我的祖先当他们的祖先!”这句话引起哄堂大笑。
从8月16日起,溥仪连续出庭8天,创下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单人作证时间最长的纪录。作证完毕后,他又回到了收容所,继续他的特殊俘虏生活。1950年7月30日,苏方向溥仪下达了回国通知。即使此时,溥仪仍对第45特别战俘收容所的翻译别尔缅拓夫表达想要留在苏联的意愿。
1950年7月31日,溥仪登上回国的列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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