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鼎芬给我写的“起居注”中,有一段“宣统五年正月十六日”的纪事:上常笞太监,近以小过前后笞十七名,臣陈宝琛等谏,不从。这就是说,到我十一周岁的时候,责打太监已成家常便饭,我的冷酷无情、惯发威风的性格已经形成,劝也劝不过来了。
我每逢发脾气,不高兴的时候,太监就要遭殃,如果我忽然高兴,想开心取乐的时候,太监也可能要倒霉。我在童年,有许多稀奇古怪的嗜好,除了玩骆驼、喂蚂蚁、养蚯蚓、看狗牛打架之外,更大的乐趣是恶作剧。早在我懂得利用敬事房打人之前,太监们已不少吃过我恶作剧的苦头。有一次,大约是八九岁的时候,我对那些百依百顺的太监们忽然异想天开,要试一试他们是否对于我这个“圣天子”真的听话,我挑出一个太监,对他指着地上一块脏东西说:“你给我吃下去!”他真的趴在地上吃下去了。
有一次,我玩救火用的唧筒,喷水取乐,这时走过来了一个年老的太监,我又起了恶作剧的念头,把龙头冲着他喷去,这老太监痛苦地蹲在那里不敢跑开,竟给冷水激死过去,经过一阵抢救才活过来。
在人们的多方逢迎和百般依顺的情形下,是很容易养成一个人的作威作福,从别人受罪上取乐的恶习的。我的环境和教育就是如此。虽然师傅们也谏劝我,给我讲过仁恕之道,但是承认我的这种权威,给我这种权威教育的也正是他们。不管他们用了多少历史上的英主圣君的故事来教育我,说来说去我还是个“与凡人殊”的皇帝。所以,他们的劝导并没有多大效力。
在宫中唯一能阻止我恶作剧行为的,是我的乳母王焦氏。她就是我在西太后面前哭喊着找的那个嬷嬷。她一个字不识,也不懂什么“恕道”和历史上的英主圣君故事,但当她在劝我的时候,我却觉得出她的劝阻是从心里头发出来的。
有一次,有个会玩木偶戏的太监,给我表演了一场木偶戏,我看得很开心,决心赏他一块鸡蛋糕吃。这时我的恶作剧的兴趣又来了,决定捉弄他一下。我把练功夫的铁砂袋撕开,掏出一些铁砂子,藏在蛋糕里。我的乳母看见了,就问我:“老爷子,那里头放沙子可叫人怎么吃呀?”“我要看看他咬蛋糕是什么模样。”“那不崩了牙吗?崩了牙就吃不了饭。人不吃饭可不行呵!”我想,这话也对,可是我不能取乐了,我说:“我要看他崩牙的模样,就看这一回吧!”乳母说:“那就换上绿豆,咬绿豆也挺逗乐的。”于是那位玩木偶的算免了一次灾难。
又有一次,我玩气枪,用铅弹向太监的窗户打,看着窗户纸打出一个个小洞,很好玩。不知是谁,去搬了救兵——乳母来了。
“老爷子,屋里有人哪!怎么玩不行?往屋里打,这要伤了人哪!”
我这才想起了屋里有人,人是会被打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