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魏军屯

军阀混战之初，曹操“众寡粮单”。兵少，尚可招募；粮单，则军队越多，越养不起。曹操早时因处于内线作战，没有时间和条件今军士屯垦。及打败汝颖黄巾军以后，始得在许下兴办民屯。有力地支持了战争，成为曹操所以能变弱为强的重要因素之一。三国分立局面形成以后，曹魏于与吴、蜀交界地区屯驻重兵，粮食需求量甚多，于是军屯乃应运而生。

《晋书》卷26《食货志》载东晋初年应詹给晋元帝上表言曹操“于征伐之中，分带甲之士，随宜开垦，放下不甚劳，而大功克举。”这个材料为史家所常引用。但操分兵屯田的情况如何？曹魏军屯究竟从何时开始？应詹均未讲清楚。《晋书》卷1 《宣帝纪》言：

（司马懿）迁为军司马，言于魏武曰：“昔箕子陈谋，以食为首，今天下不耕者，盖二十余万，非经国远筹也。虽戎甲未卷，自宜且耕且守。”魏武纳之，于是务农积谷，国用丰赡。

从司马懿的话来看，好似在他提出施行“且耕且守”的建议以前，尚未办过军屯。按司马懿在操手下作军司马在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即操临死前一年，这样，就是操立即将司马懿的建议付诸施行，也不会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就使得“国用丰赡”。前已叙及，夏侯惇领陈留、济阴太守时，曾“身自负土，率将士劝种稻”，这个措施倒是具体而可信的，但属于个别将领临时劝耕性质，也未足视为曹魏即已正式兴办了军屯。又如《三国志》卷15《刘馥传》的记述：

太祖方有袁绍之难，谓馥可任以东南之事，遂表为扬州刺史，馥既受命，单马造合肥空城，建立州治……数年中，恩化大行，百姓乐其政。流民越江山而归者以万数。于是聚诸生，立学校，广屯田，兴治芍陂及茹陂、七门、吴塘诸竭，以溉稻田。官民有畜，又高为城垒，多积木石，编草苫数千万枚，益贮鱼膏数千斛，为战守备……建安十三年卒。

刘馥以扬州刺史召集流民，广为屯田，显然搞的是民屯。只因地近强敌，不能不积极防御，故军事色彩较为浓厚。《三国志》卷16《仓慈传》言：“建安中，太祖开募屯田于淮南，以慈为绥集都尉”。既以“绥集”名官，即寓有保民绥边之意。《三国志》卷54《吕蒙传》言曹操“使庐江谢奇为蕲春典农，屯皖田乡，数为边寇”；同传又言曹操所置庐江太守朱光“屯皖，大开稻田”，为吕蒙所攻禽，庐江亦失守。从以上事实看，魏在与吴交界地区开办民屯是不安全的，只有令驻军兼办军屯，才是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长策。司马懿后来向操建策举办军屯，当亦有鉴于此而发。

据《三国志》卷13《王朗传》注引《魏名臣奏》载王朗上曹丕奏曰：

旧时……有警而后募兵，军行而后运粮，或乃兵既久屯，而不务营佃，不修器械，无有贮聚，一隅驰羽檄，则三面并荒扰，此亦汉氏近世之失，而不可式者也。当今华夏已安，而巴蜀在划外，虽未可偃武而弢甲，放马而戢兵，宜因年之大丰，遂寄军政于农事。吏士小大，并勤稼穑，止则成井里于广野，动则成校队于六军，省其暴徭，赡其衣食。

王朗以上的话讲得比较具体而周到。可知到曹丕统治

尚未大规模兴办，更谈不上有什么效果。曹丕在位只六年，且前两年满足于孙权称臣的虚荣，未能乘吴蜀交兵之际，图取渔人之利，及孙权侍子不至，始兴兵致讨。《王朗传》言曹丕于黄初三年（222年）征吴，过许昌，“大兴屯田”。辛毗等亦劝丕暂息用兵，“则充国之屯田”。丕于其在位之第六年最后一次征吴返归途中赋诗，亦有“兴农淮泗间”之句，说明曹丕时军屯已开始兴建。前已言及黄初中设置专掌军国支计的度支尚书及其下属机构，也表明了军屯已兴办的事实。只因尚在初建阶段，成效未著，故史书失载。

曹叡景初中（237至239年），蒋济上疏言：“二贼未诛，宿兵边陲，且耕且战，怨旷积年”。说明曹叙统治晚期，临近吴、蜀地区已开办军屯多年，致使士兵与其妻室“怨旷积年”。所以我们说：曹操时期的屯田基本为民屯，军屯顶多也是刚开始筹办。曹丕、曹叡时，民屯继续发展，但也已出现弊端，如曹丕时听任典农治生；曹叡时因兴宫室而劳民伤农。因之民屯的成效受到了影响。至于军屯，则已正式兴办，且有一定的发展。

至齐王芳时，民屯更形衰落，而军屯则有长足发展。司马懿是兴办军屯的主要人物。如前所述，司马懿在曹操时即建议令边防军且耕且守。司马懿不仅十分重视军粮的生产，并且善于发现和使用优秀人才，邓艾就是由司马懿一手培植起来的佼佼者。《三国志》卷28《邓艾传》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