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来说,迫不及待求战的都是武官,而保守退让的都是文官。因为文官讲究一个风骨,而武官需要战功立足。可是为什么1938年的日本却出现了文官主战而武将谋和的奇葩景象呢?
1937年底,日军攻克上海、南京之后,便将贪婪的目光投向了中国战时的实际首都——大武汉。但是,日本国内的政府内阁和实际指挥军队作战的参谋本部,却在是否立即扩大战事、迅速攻取武汉的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分歧。
石原莞尔在这次针对是否立即扩大战事、迅速攻取武汉的问题上,表示坚决反对。要知道早在1931年时,仅仅只是个大佐的石原莞尔和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等人一起,密谋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更不要说石原莞尔一直都是智计的担当人,为何他却选择了保守退让呢?
其实这是因为石原莞尔看到了当时日本的现状。1937年“七七事变”时,日军只有17个师团,半年后已达34个师团和6个旅团。战争爆发前,日本的黄金和本币储备有13亿多,可半年后即透支2倍以上,国家破产的日本不得不在1938年初进入战时经济管制。
在这样的国力状态下,还需要不断增派的兵员、不断增加的赋税和不断超支的军费,这就是个非常危险的问题了,日军参谋本部根本不敢轻举妄动。
为了民生国计着想,他们看到了日本必将陷入战争的泥潭的后果,所以选择了止步。
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看到了他们看到的。在日本国内,却又越来越多的声音,希望这场战争能快点,快点,再快点。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声音呢?因为战争制造了利益。当时当时日本的大财阀将所有工厂开足马力,都无法满足前线武器装备的供应。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小型工厂也加入到军工产品的制造行列里。作为战争的最大受益者,他们自然是全力支持发动中日战争的。
在这股狂潮中,不明真相的百姓也被煽动起来,被裹挟到这股“大东亚圣战”的狂潮之中。那时,只要日军攻占了中国的一个重要城市,在日本国内立刻就会有百姓自发组织起来,举行这种提灯游行,人数最多时仅东京一地就有上百万人。
在军国主义教育的洗脑下,战争的观念已经浸入到每一个日本人的骨髓。那个年代的日本人几乎都不会用脑子思考问题,变得呆板、机械,只知道服从。
日本这架战争机器已经疯狂运转起来了,并不是几个脑子清醒的人就可以组织的。所以日本就出现了文官主战而武官求和的奇葩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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