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平和平解放后
傅作义计划逃离棋差一招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几天后的1949年2月4日,国民党政府方面负责联络傅作义的国防部长徐永昌记载:“杨慎五处长来,述前几天宜生电其向外交部要一护照准备出国未果,询中央对其是否不好。”傅作义为何于已经和平解放后忽向南京政府申领护照出国呢?
原因是在傅与中共达成协议起义之后,为争取在国民党政府方面的主动,在国民党方面的广播和报纸上大家宣扬此一协议是“他之和平保全北平的功绩,并誉之为万众生佛”。被中共方面视为收买人心,试图收集政治资本进行对抗。因此,由毛泽东执笔,写了一封以林彪罗荣桓名义致傅的公函,也称通牒。并在解放军接管北平后的第二天2月1日在《人民日报》头版发表。其中将傅放在战犯,因战败毫无希望才谋求和谈,只能以求自赎的位置上。
这一公函的公开发表对傅作义如晴天霹雳。而向南京国民政府谋求出国正是他对中共发表公函的“气愤之慨”的反应。徐永昌不明其中原因,表示南京政府对傅“无所谓好不好,先要问何以不向上级报告所以即要出国有是理否”。傅要出国的理由徐未弄明白,然而傅要出走的意思徐则明白了。为此,徐指示杨慎五转告傅:“莫善于先回绥远。”徐的这个意见看来被傅接受了。2月15日,杨慎五见徐,“杨出宜生致彼电,要求留绥飞机勿返京,俾彼有机会离平”。这就是说,傅要求由他掌握一架飞机,伺机逃离北平。
2月22至24日,傅作义、邓宝珊与颜惠庆、邵力子、章士钊等前往西柏坡。通常的说法是,毛与傅相见愉快,前嫌尽释。然而,事实上27日邵力子返回南京,翌日徐永昌看望邵,邵“述傅宜生甚苦闷,一则以外间对之多有不谅解;一则以为他若一走固然落得清静,但就有若干人受苦”。傅的意思是,他若离平,其部属将失去庇护。总之,傅的实际状态是“甚苦闷”。
接下来不无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3月24日傅作义密电杨慎五:“杨慎五可亲送徐部长。请派王蔚梧乘机无论如何于明敬日先到绥,以便研究后日如何赴绥,万勿迟误,并须绝对秘密。”傅将其逃离北平的时间安排在26日,然而3月26日南京方面却收到傅这样一份来电:“杨慎五亲转徐部长……承派机来接,至深感佩。因毛来平,著陆场附近共军较多,故此间机场已不能降落。以后另找好著陆场,再行请派。”原来,就在3月25日,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机关由西柏坡迁至北平,并于当日下午在北平西苑机场阅兵。这就是说,毛的忽然到来,并恰恰选择在机场阅兵,无意中打断了傅的逃离计划。
回绥远策划绥远起义期间傅密会国民党代表向
蒋介石表白甘心做卧底
1949年8月底,傅作义回到绥远,开始布置绥远投向中共的绥远起义。但就是在此过程中,傅作义还暗中面见了飞到绥远的国民政府特使徐永昌。9月18日,绥远起义通电发出。而就在之前的一天9月17日,国民党特使徐永昌、马鸿宾一行飞抵包头,会晤了傅作义。9月19日是徐在绥远的最后一天,傅作义特意安排在此一刻向徐最终亮出了全部底牌。徐记载:“九时许宜生来,谓此地不能谈话,乃偕过渠处。”此前的谈话均在徐处,这一回所以变更地点,因为这将是傅真正的交底。易地之后,傅“秘谓:今日绥军‘守’力量不够,‘攻’势更不济,‘走’官有二万眷属,毫无安置。尤其大部分士兵为绥远人,一时难于开动。自己一人南去无用,亦复无聊。即使蒋先生叫我指挥别人军队,人家对我亦无信心。所以现在必须与共党联合,以求生存”。
徐永昌前一日提出绥军西撤并由傅节制西北各军,被傅拒绝,但傅当时未说明理由,以上关于“守”、“攻”、“走”的结论,就是对徐的解释。然而问题的核心并不在此,而在“与共党联合,以求生存”。生存的意图何在,这才是傅的底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