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花担上看桃李, 拍酒楼头听管弦。
— —欧阳修《六一诗话》
“娇云溶漾作春晴,绣毂清风出凤城。帘底红妆方笑语,通衢争听卖花声”,这是宋徽宗《宫词》里的句子,用以记叙开封城的叫卖声。宋人管这些叫卖声叫“吟叫百端”,张世南①《游宦纪闻》称:“宣和间,市井竞唱韵令。”
翻开吴自牧的《梦粱录》,书中所记的商贩们似都是商市上的行吟者。那些卖熟肉的行贩,“及沿门歌叫熟食:熝肉、灸肉、熝鹅、熟羊……”从初一到端午,那些推销节庆物品的杭州小贩“自隔宿及五更,沿门唱卖声,满街不绝”。
街市上既有沿街叫卖鲜花的货郎,也有盘街悠转说着“时运来时,买庄园、娶老婆”的卜卦者。连不聋的哑巴沿街卖东西时也要吆喝几声。宋人有一种哑巴专用的仿声器械“颡叫子”,它用竹木与动物牙骨等物制成,放到使用者喉中,就能模拟出人声。开封君臣早已对群喧竞卖声习以为常,但是如若这时也有个
刘姥姥进城,可能也会觉得莫名其妙。《都城纪胜》“食店”条载:“夜间顶盘者,如遍路歌叫,都人固自为常,若远僻土之人乍见之,则以为稀遇。”
传入宋人耳畔中的叫卖声当中,那种只靠“大声公”或“嗓叫子”,而不具音韵美和节奏感的口头叫卖声只是噪音,算不上有技术含量的吟叫百端。《事物纪原》中说:“(宋代)京师凡卖一物,必有声韵,其吟哦俱不同。”经过一个多世纪的演进,宋代商贾们已将吟叫百端升华成一种艺术化的声音广告。
宋神宗
《梦粱录》中说:“今街市与宅院,往往效京师叫声,以市井诸色歌叫卖物之声,采合宫商成其词也。”南宋词人王嵎《夜行船》中的“天籁雅韵”,定准是指那种说得比唱得好听的卖花声。卖饧声和卖花声一样同为最得诗家词人青睐的吟叫题材。饧糖即为麦芽糖,自东汉始,卖饧糖的小贩便用箫为响器,吹奏空灵悠远的箫曲,招引顾客。卖饧吹箫似是春暮的节物,北宋宋祁诗《寒食假中作》
吟道:“草色引开盘马地,萧声催暖卖饧天。”南宋陆游《寒食九里大墓》亦吟:
“陌上箫声正卖饧,篮舆兀兀雨冥冥。”
叫卖声真的被宋人玩成了一种乐艺。《东京梦华录吟叫》中可知,
宋仁宗至和、嘉祐年间,在吆售“紫苏丸”的贩子启发下,开封乐工杜人经编了一套“十叫子”的唱曲,因此就有了“叫果子”。
周密《武林旧事》还载有专事吟叫的集社“律华社”。同书所录的吟叫名艺人有姜阿德、钟胜、吴百四、潘善寿、苏阿黑、余庆等人。古代诗歌和音乐密不可分,诗歌可吟可唱,宋代的叫卖声因而满是诗意与乐韵。卖花声更是宋词、元曲的惯见词牌、曲牌。
苏东坡是写广告诗的好手,他的《食肉歌》竟使中国的饮食生态为之一变。猪肉是今天中国人餐桌上的主要肉食,但北宋中期的国人不大吃猪肉,京城“御厨止用羊肉”,皇族很少食用猪肉。神宗时,开封御膳房每年消耗“羊肉四十三万四千四百六十三斤四两,常支羊羔儿一十九口,猪肉四千一百三十一斤”,羊肉的用量是猪肉的百倍以上。苏东坡在黄州时,由于手头拮据,再也不能大碗喝酒,大块吃羊肉,只好退而求其次,改吃猪肉。举凡万物,一到苏东坡诗笔下皆成宝。他满嘴油光地唱吟:“黄州好猪肉,价钱如粪土,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慢着火,少着水,火候足时它自美。每日起来打一碗,饱得自家君莫管。”自苏东坡的在《食肉歌》中对猪肉大做广告之后,猪肉便成为寻常百姓家餐桌上的常客了。
吆喝的好坏直接关系到生意的好坏。杭州城办过一届仅限卖食品小贩入赛的“歌叫大奖赛”。《武林旧事元夕》载,南宋末年,临安知府先淘选出相貌周正并擅长歌叫的人,再让他们到禁宫外恭候。准入的旨令一到,他们便托着“市食架盘”,“歌叫竞入”,他们先向皇帝汇演,然后再向妃嫔内人以下的宫人献歌。唱得好的人,盘中的“市食”便能卖出个好价,“皆数倍得直,金珠磊落,有一夕而至富者”。主办方若不设限,卖花人笃定是夺标的大热门。
古时文人多轻商,卖花却被宋人奉为赏心悦事。卖花人挑着花篮闲行里弄,吟唱姹紫嫣红的花名,他们的歌叫声似已浸满了袭人的芳香。
除了吆喝的声音要好听外,语言的腔调也要符合主流,否则是要吃亏的。
南宋“行在”杭州是一座北方人占多数的城市,以开封音调为正音的官话即是本城的主流语言。杭州小贩“吟叫百端”时,若不用开封口音,就不太入流了。吴自牧《梦粱录》载,南宋杭州“侵晨行贩”的小商小贩,唱卖“异品果蔬”“时新果子”“酒醋海鲜”诸物,“阗塞街市,吟叫百端,如汴京气象,殊可人意”。杭城夜市上,“更有瑜石车子卖糖糜乳糕浇,亦俱曾经喧唤,皆效京师叫声”。
商贩的吟唱如只有吴侬细语,怕就要流失七八成的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