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的童年趣事 杨绛小时候的故事

杨绛从历史深处的无锡走来。这是一个书香门第，她的曾祖父和祖父，都在西湖边做过小官，恰如白居易吟咏：“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湖”。父亲杨荫杭（1878～1945），“荫”是辈分，如杨绛的二姑母、三姑母，分别叫荫枌和荫榆，“杭”八成寓指杭州，有其字“补塘”为证。杨荫杭生于清光绪四年，值清王朝行将土崩瓦解之际，“才自清明志自高，生于末世运偏消”，这是曹雪芹的喟叹，是借薄命的贾探春自喻的，但是对于叛逆者而言，末世又象征着变化，象征着机遇。杨荫杭是得风气之先的人物，曾先后考入北洋公学、南洋公学，尔后又留学日本、美国。南洋，北洋，东洋，西洋，时人最羡慕的洋墨水都叫他喝了。学而优则仕，杨荫杭在日本和美国学的是法律，归国后，历任民国政府江苏省高等审判厅厅长、浙江省高等审判厅厅长、京师高等审判厅厅长、京师高等检察长、司法部参事等职。他生性耿直，颃世颉俗，所以在官场就混不圆，终于在京师高等检察长任上丢了官。据杨绛回忆，那件事与扣压交通部总长许世英有关：

……许世英受贿被捕，在一九一六年五月。国务会议认为许世英没有犯罪的证据，反要追究检察长杨荫杭的责任；许世英宣告无罪，他随即辞去交通部长的职务。我想，父亲专研法律，主张法治，坚持司法独立；他小小的一个检察长——至多不过是一个“中不溜”的干部，竟胆敢拘捕在职的交通部总长，不准保释，一定是掌握了充分的罪证，也一定明确自己没有逾越职权。他决不会顺从国务会议的“宣告”，不会承认国务会议有判决权。我不知这个案子是如何了结的，可是我料想从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一九年秋，我父亲准是和北京的行政首脑在顶牛。一九一九年他辞职南归，没等辞职照准。（《回忆我的父亲》）

谁能说，父亲的个性，没有在杨绛的身上留下烙印呢。

杨绛的母亲唐须嫈（1878～1937），与父亲杨荫杭同龄，娘家为无锡富商，曾就读于上海务本女中，与杨绛的三姑母杨荫榆以及章太炎的夫人汤国梨同学。杨绛印象最深的，不是母亲的知识，而是她和丈夫的关系。杨绛在《回忆我的父亲》一文中说：“我父母好像老朋友，我们子女从小到大，没听到他们吵过一次架。旧式夫妇不吵架的也常有，不过女方会有委屈闷在心里，夫妇间的共同语言也不多。我父母却无话不谈……两人一生长河一般的对话，听来好像阅读拉布吕耶尔的《人性与世态》。”这当然是杨绛成人后，读了法国古典作家拉布吕耶尔的书才产生的联想。拉氏形容朋友间的默契，说：“一起幻想，同他们聊天，或者什么都不同他们聊，想到他们，想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但只要是同他们呆在一起，这就足够了。”有夫有妻如此，无疑是人生的极佳状态，用古话讲，就叫“琴瑟和谐，鸾凤和鸣”。进入二十一世纪，吴学昭曾问杨绛：“您父母这种敞开心扉、互通衷曲、相知默契的关系，对你们姊妹有多大影响？”杨绛回答：“我们姐妹中，三个结了婚的，个个都算得贤妻；我们都自愧待丈夫不如母亲对父亲那么和顺，那么体贴周到。”

杨荫杭膝下有八个子女，杨绛排行老四，她上边有三个姐姐，下边有两个弟弟和两个妹妹，这就是她最早的地位。八个孩子，排头的有排头的优势，属于领导阶层，殿尾的有殿尾的好处，属于“最小偏怜”，动不动就撒娇耍赖，唯有排中间的，像杨绛，不上不下，两头的好处都不沾边。杨绛天资聪慧，善解人意，她上不和姐姐争权，下不和弟妹争宠，与父母相处，伶俐乖巧，温顺体贴。比方说，父亲饭后吃橘子，她主动帮助剥皮，父亲吃风干栗子、山核桃等，她主动帮助脱壳去衣，果品不论干鲜，一经她手，管保收拾得干干净净。

父亲午饭后要休息，一帮小孩懂事，自动散去。父亲有一次叫住杨绛，说：“其实我喜欢有人陪陪，只是别出声。”杨绛乖觉，她拿了一本书，坐在父亲房里，大气不出，静静地翻，遇到要上厕所，或拿什么东西，也是如小猫行地，寂然无声。父亲一觉醒来，看到小天使般的杨绛默默陪侍在侧，心头一个咯噔，瞬间的温暖，岂是俚俗的一件“小棉袄”所能比拟！从此午休，都要杨绛陪。冬天到了，父亲屋里生着通红通红的炉火，火苗要不时加煤，不然就会熄掉。杨绛即使干这种粗活，笨活，也是屏息敛气，出手无声。杨绛早慧，她小小年纪，就懂得把自己的脚放进父亲的鞋子里，进而从父亲的角度来考虑一切问题，这可是大大的能耐。童年是成年、老年的雏形，我们在日后将会不断看到，这正是杨绛之为杨绛的“独门武功”。

杨绛生在北京，未满百日，随父母南下，移居上海。四岁，随父母重返北京。这是中国两个最具代表性的城市。杨绛重返北京，起初住在东城，房东是满族，她因此见识了梳“板板头”，穿旗袍，着高底鞋的满族妇女。她们的高底不是像上海人那样嵌在鞋后根，而是位于鞋底正中，俗称“高底鞋”，或依其形状称“花盆底”鞋、“马蹄底”鞋。木底一般高5－10厘米，有的高达二十多厘米，但不会超过一尺，所以又称为“寸子”。满族女子穿上这种鞋，不仅身高陡增好多，而且走起路来，前倾后仰，婀娜多姿。父亲有一次问杨绛：“你长大了要不要穿这种高底鞋？”杨绛认真思索了一会，答：“要！”

杨绛六岁，进辟才胡同女师大附属小学读书。她中午不回家，在学校包饭。一天，小学生们正在用午餐，适逢一批客人进来参观，主陪的不是别个，正是杨绛的三姑母杨荫榆，她当时担任女高师的“学监”。贵客驾临，饭厅一片肃然，小学生们埋头吃饭，鸦雀无声。杨绛背对着门，没有看清形势，她吃得吧嗒吧嗒，面前掉了不少饭粒。三姑母见状，疾步走到她的跟前，附耳说了一句悄悄话，杨绛省悟，赶紧把饭粒捡起放进嘴里。旁边的小朋友看了，也照她的样子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