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嘉里案后清朝的遣使谢罪：现代意义的外交开端

1876年，马嘉里案发生后不久，英国要求派出谢罪使臣。马嘉里案目前在史学界已经有很多的考证，大约的结论是云南地方官好大喜功，围杀包括中国人在内的英国探路队。对于这样一个是非曲直明确的郭嵩焘被任命为“谢罪”使臣，兼任常驻英法公使，自然也就不能为人所解。他的亲朋好友为他算命，认为此举“大凶”，而且“有辱名节”。他的挚友晚清名儒王湘绮为此也说他 “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他的家乡的愤怒的学子扬言要砸了“汉奸”郭嵩焘的老家， 最终找到和他关系密切的一个和尚， 并一把火烧了和尚庙以泄公愤。在一片怀疑和咒骂声中，只有李鸿章为他撑腰，说：“当世知所识英豪，与洋务相近而知政体者，以筠仙为最。”
的确，“ 谢罪” 并不是光彩的使命。但是， 晚清的大多数官僚士子， 还没有意识到坏事可以变成好事。出国考察和常驻国外使节的制度， 是中国合理地顺应全球历史潮流的必由之路。在天下观念的熏陶下，国人躺在文化优越感的虚幻梦境中，不能自拔。他们对于触动这个敏感神经的所有行动都表示出强烈的反感，同时又拿不出解决问题的灵丹妙药。晚清的悲剧也正在于此。郭嵩焘勇于出使，标志着他内心的觉醒和勇于任事的品格。在某种意义上而言，他的人格力量超越了他的行为的实际影响。
人们对晚清对外关系观察的视角， 往往更多的是停留在权力和利益的层次。事实上，中西制度之差别，曾经导致中国传统外交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巨大危机。国内祭孔和祭祀祖先的礼仪，以及朝贡体制之下的三拜九叩之礼仪，均是中西交流的障碍。礼仪是中国传统社会立人、立国之本，也是国人最后的心理防线。此防线一破，传统体制可谓土崩瓦解。
起源于天主教在华传教问题的中国礼仪之争，因其持续时间之长(从1643年直到19 3 9 年)，影响之大，超过了天主教传教史上的“ 印度礼仪之争”、“非洲礼仪之争”和“神道礼仪之争”。


事情的缘由， 是因为受葡萄牙控制的耶稣会与受西班牙控制的多明我会和方济各会会士，在如何对待中国祭祀(孔子和祖先)的问题上发生了争论。前者主张用宽容的手法对待中国教徒的祭祀行为。比如利玛窦即穿儒袍，行儒礼。而后者则认为中国教徒一旦信教，就不能祭祀孔子和祖先，他们认为中国的这种祭祀是异教行为。
多明我会首先发难， 控告耶稣会1 7 条罪状。双方为此打得不可开交，请罗马教廷裁决。鉴于此种争论背后暗含的传教控制权之争，罗马教廷一开始不置可否，但不久就多次发布或禁止中国信徒祭祀孔子和祖先、或准许之的两面派训令。
1 7 2 0 年教皇派特使来华， 企图说服康熙同意接受教皇禁令， 继续允许西方传教士在华传教。康熙认为教皇禁令“ 与中国道理大相悖谬”，并指出教皇的禁令“只可禁止尔西洋人，中国人非尔教皇可禁止”，干脆禁止了西方传教士的传教行为。
二十多年后，教皇再次颁布禁令，清廷则针锋相对，严禁传教。直到《南京条约》后才开禁，而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西方传教士才取得内地传教许可。教廷方面，直到1939年，罗马教廷才撤销18世纪的禁令。
传教的礼仪之争持续了300年时间，而国家层面的礼仪之争则更凸显双方剑拔弩张的紧张态势。为打开中国大门，英国于1793年派马噶尔尼勋爵造访中国。乾隆以其为贡使，在承德避暑山庄接见该使团。马噶尔尼为达到目的，屈从了中国的觐见皇帝的礼仪。双方的最后记载有出入：英国人说他们只是免冠、鞠躬，曲一腿;但中国的记载是他们行了三跪九叩之大礼。行了礼并不意味着英国人的目的就达到了，乾隆以中国地大物博为由拒绝了通商的请求，馈赠了对方更多的礼物以示皇恩浩荡。
1816年，刚刚结束拿破仑战争的英国，再次把目光对准了东方帝国，并派出阿美士德使团访华。阿美士德是个性格极为孤傲的使臣，忍受了船上悬挂“贡使”旗号的安排，但对于理藩院尚书和世恭提出要使团行三跪九叩之礼的要求，他予以坚决的拒绝。中国接待官员以为可以用一些小的伎俩能够促使其跪拜：首先是连夜从天津赶往北京，中途不休息，以此瓦解使团的士气;其次，准备在圆明园觐见时将阿美士德生生按到地上跪拜。
怎奈阿美士德是个十足的顽固分子，正好跑累了，于是宣称腿都抬不起来了。第二天早上，他拒绝去朝拜端坐龙床之上的嘉庆帝。嘉庆帝怒发冲冠，当天即发表谴责文书，宣布英使“竟系无福承受天朝恩赉”，着即返回，退回贡品!可能觉得有些过分了，嘉庆帝在48小时之内有些反悔，就派人送白玉如意、翡翠玉朝球、大荷包和小荷包“赏给”英国国王;又派人赶到通州，赏收英国部分“贡品”，其中包括地图4张、英国王妃像五张、山水人物画95张。
备受羞辱的阿美士德一路上叫嚣要和中国开战，并在非洲海滨的一个小岛上见到了正被关押的拿破仑。后者大笑曰：如果他是英国人，就不会理会中国的挑衅。只要给中国官员一些银子，通商的目的就可以达到。并且反问英国人，如果英国觐见国王是吻屁股，那么他们是否要中国皇帝脱裤子呢?接着，拿破仑把他深邃的目光投向东方，说下了千古名句：中国是一头睡狮，一旦醒来，它将震惊世界!(此事见法国著名学者佩雷菲特在《停滞的帝国》中之记载)
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打击，清廷终于同意外国公使进驻北京。
开始时， 清廷以同治帝年幼未主政为由，百般拒绝外国公使觐见皇帝，直到1873年6 月， 1 8 岁的同治皇帝亲政，英、法、美、俄、德五国公使发动了要求觐见之攻势。经过一番交涉，清廷让步，但仍然坚持在接见蒙古王公的紫光阁行礼，且按西方鞠躬礼执行。此为紫光阁时代。
中西外交礼仪之争是中国人挽回面子的最后努力， 伴随着帝国的崩溃，它逐渐进入了西化时代。
郭嵩焘是个理性的同时兼具批判精神的洋务思想家。在对外关系中，他主张“循理”外交。“循理二字，实为先生一生应世根本，不特对洋务然。”所谓“循理”，就是遵循事务本身的是非曲直，以“理、情、势”三个基本原则加以处置。
在英国， 郭嵩焘从容地以英国人的礼节参见英国女王， 没有让英国人嗤笑中国士大夫的迂腐， 也没有让英国人报1 7 9 3 年马噶尔尼和1 8 1 6 年阿美士德使团遭受中国侮辱的一箭之仇。他对属员规定了五戒： 一戒吸食洋烟， 二戒嫖， 三戒赌， 四戒外出游荡， 五戒口角喧嚷。郭嵩焘还以此五戒比喻作摩西十戒，认为是“中国出使西洋立教之祖”。这有力地树立了中国外交官的形象。他在英国的三年间，被英人誉为“所见东方人中最有教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