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谡——诸葛亮刀下的屈死鬼

挥泪斩马谡被传为千古美谈，认为这是诸葛亮执法无私、忍痛割爱的结果，堪为后世执政者楷模。其实诸葛亮大错特错，挥泪斩马谡不足为训，反给他和历史留下了遗憾。

诸葛亮不识马谡。

刘备白帝城托孤之时，曾经提示诸葛亮：“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君其察之！”在埂分难得又十分珍贵的弥留之际，将边远地区的小太守提出来特别叮咛，当然是考虑到二人之间的特殊关系，担心诸葛亮因亲近而任人失准。枭雄刘备有识人之明，基于长期的共事，对马谡做出了中肯评价。不可大用并不是不用，夺取益州时，马谡就以荆州从事的身份跟随刘备进入四川，不久，先后担任了绵竹和成都县令，后来又升迁为越隽太守。由独当一面到大步升迁，说明他确有才能。诸葛亮在同马谡的共事中，没有发现其致命弱点，这已同刘备在识人上有了差距；而在刘备指出后，“尚不以为然”，则差距甚远。由于认识的差距，诸葛亮主政期间，拔马谡出任参军，从此参与军国大事，并取得直接发言权，而且多次被单独召见，同诸葛亮“自昼至夜”地长谈，马谡一下子成为西蜀掌权人物中的核心之一（以上见《三国志·马谡传》）。

出师西南平定少数民族叛乱时，诸葛亮给了马谡以殊荣，他置大臣们送行队伍于不顾，将马谡单独召上自己的车辆，密谈了三十多里。马谡在车上建言：“夫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愿公服其心而已。”这个策略后来被诸葛亮采用，因之留下了七擒七纵的佳话。按说，马谡的意见不过是军事常识，略读过《孙子兵法》的人都能知道。奇怪的是，大兵已经出发了，诸葛亮才招部下商讨用兵方略，这同一生谨慎的作风极不一致，粗疏得令人不可思议。平心而论，马谡的军事方略虽是常识，然而对当时形势的分析却十分精当，他说：“南中恃其险远，不服久矣，虽今日破之，明日复叛耳。今公方倾国北伐以事强贼（曹魏），彼知官势（西蜀）内虚，其叛亦速。若殄（杀）尽遗类以除后患，既非仁者之情，且又不可仓卒也。”（见《三国志·马谡传》注释《襄阳记》）由是观之，马谡虽存在言过其实的致命弱点，也还是不可多得的军事人才，因此陈寿说其传主曰：“才气过人。”马谡被刘备从荆州带到四川后，仅当过绵竹、成都县令和越隽太守，从未与闻过军事，更没有领兵作战的实践。应该说，这是个偏才，只具备宏观的战略知识，体察不到军事活动的细微之处，更没有亲临战事的心理锻炼。诸葛亮破格提拔马谡，不仅因是荆州籍，更因自己与马良的关系特殊，马谡自然是“小兄弟”。由于荆州籍高级将领经关羽荆州之败，刘备夷陵之败后已荡然无存，此时的军中主要用事者，都是涿州籍和益州籍，自己虽处于主帅地位，但使外籍将领甚不顺心，如魏延等，还常发泄不满的怨言。更重要的是，一旦要接受“十锡”登上皇帝的宝座，这些人可能成为反对者，而军权使这些人又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如果马谡任先锋成功，自然会取代魏延、吴壹等人在蜀军的地位，成为自己的“铁哥儿们”。所以建兴六年第一次出兵北伐时，置有实践经验的诸多将领不肯使用，置派遣魏延或吴懿的众将意见不肯采纳，将偏才当成全才，将参谋当成将帅，而“违众拔谡”，当魏将张合（音）赶往天水时，又派马谡率兵阻击。马谡到街亭之后，不顾王平连连规谏，竟指挥大军弃要道不守而“舍水上山”，还发出“举措烦扰”的军令（见《三国志·王平传》）。当曹魏军队抢夺街亭时，马谡守军陷于混乱，街亭轻而易举地被敌占领。箕谷一线的赵云、邓芝部，不仅遭到魏军主力的攻击，更由于防范疏忽而遭遇洪水，也被魏军打败了。列柳城高翔部虽然不曾犯有主观错误，然寡不敌众，终为郭淮所击溃。诸葛亮率领主力虽然在敌防守空虚的陇西稍有攻拔，但因街亭已失，“进无所据”而退回汉中。

有心栽花花不成。

由于诸葛亮在实行了宗派主义的用人标准，使西蜀因人口稀少而缺乏人才的窘迫就更为突出，一次，诸葛亮接待曹魏使臣时，偶然问起了石韬和徐庶两人，当得知分别出任典农校尉和御史中丞时，感慨万千地说道：“魏国的人才真多呀！”（原文为“魏殊多士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