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4年大动荡是明朝276年积弊的结晶不是偶然！

崇祯十七年（1644）正月，朱由检早早的来到皇极殿准备接受百官的朝贺。去年的场景还历历在目，满朝文武只有一位外戚和内阁首辅到来。这次又没有让他”失望”，殿上竟空空如也。此时的朱由检除了愤怒之外更多的是无奈。自己事事亲力亲为，为社稷尽心尽力，可如今却是山河破碎，流民暴起，夷狄侵扰，民心向背，众臣背弃，俨然成为孤家寡人。朱由检此时可能意识不到自己的问题，但大明王朝却于这一年大厦倾塌。1644年的大动荡乃是众多因素共同造成，又岂能将罪责归于崇祯一人。

崇祯即位之初即面对一个烂摊子，内部是政治、经济、军事的腐化崩溃；外部是辽东后金的不断侵扰。在这样的处境下，年轻的崇祯一上台便展现了自己与爷爷和哥哥的不同，英明神武的他首先剿灭了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分子，使朝野短时间内正气充盈；另一方面启用受诬辞官，赋闲在家的袁崇焕督师蓟辽处理后金问题。这时的崇祯给大明天下的臣民一种中兴之主，在他的治理下大明王朝将再次复兴的形象。然而好景不长，大明王朝积弊已久的政治体系，卫所制度的崩溃，财政制度的紊乱，崇祯并没有改革的能力与魄力，再加上他天性多疑与刚愎。1644年，在所有内因与外因的联合冲击下，大动荡应运而生。

明末的党争加速了明王朝覆灭的脚步，政府官员整日忙于争权夺利，排除异己，于国家大事于不顾，致使行政效率低下，体系混乱。明际之士大多推崇东林党人士。认为东林掌权，则国必盛；朝政日下，国之倾覆则由于阉党乱政。若果真如此，天启四年何以所谓众正盈朝之时却因自身的内斗被阉党抓住机会以致全军覆没；崇祯初年魏忠贤自缢，阉党被倾，东林正士纷纷入朝，奈何十七年后国亦亡。明朝由于施行八股取士，到后期众官员徒有口舌而无实能，党争一方面降低了行政效率，一方面加剧了官员的愚直与腐化。各党都各怀己思，各谋己利，意见不合则疯狂打压。东林人士非各个贤明，阉党分子也非各个奸邪。

崇祯深知党争之祸，在位期间不遗余力打击结党，由于自己的性格和处理方式的欠妥，却事与愿违，不仅党争日盛，且使众臣疏远，君臣互疑。1644年北京城破之时，崇祯发出：“文臣个个该杀；朕非亡国之君，然皆诸臣误朕”的感叹。今日观之，虽然崇祯推卸了自己的责任，但也同时表达了自己的悲伤与无奈。言诸臣误朕，试问袁崇焕、孙承宗、卢象升、杨嗣昌等人的悲剧又是谁误谁呢？崇祯自缢煤山之时只有太监王承恩一人随同，百官竟无一人相伴，由此可以看出此时百官与崇祯已是离心离德。

(图)崇祯皇帝煤山自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