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室之亡，实亡于上海' 源于上海辛亥革命成功

“清室之亡，实亡于上海”

——谈报刊舆论对辛亥革命成功所起的作用

关于报刊舆论力量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孙中山曾说过：“此次民国成立，舆论之势力与军队之势力相辅而行，故曾不数月，遂竟成功”。也就是说，辛亥革命成功，一靠“枪杆子”，一靠“笔杆子”。所谓“枪杆子”，即以新军为主的军队，所谓“笔杆子”，即革命报刊的宣传鼓动。武昌起义之后，冯国璋等人在给袁世凯的呈文中说道，此次起义的发生“首恃报纸鼓吹之力”。民国时期，清朝遗老恽毓鼎总结清亡之教训时也认为，上海报馆是导致清亡的一个重要因素，他在1917年2月8日的日记中写道：“况宣统之季，构乱之奸徒，煽乱之报馆，议和逊位之奸谋，皆聚于此。清室之亡，实亡于上海。”如果说辛亥革命中军队之势力的中心是武昌，那么，舆论之势力的中心当然是在上海。

《苏报》及“苏报案”：反清革命先声

清末10年，上海一直是革命党在国内的重要宣传基地。众所周知，反清革命思想酝酿于海外，但是推动革命思想在国内的传播，《苏报》功不可没。

《苏报》1896年创办于上海，起初是一份以外商名义办的报纸，内容以市井琐事、社会新闻为主，后由一清朝落职官员陈范接办。1903年前后，一批来自海内外的革命志士相继落脚上海，并组织革命团体中国教育会和上海爱国学社。此时的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汇集了一批激进人士，除了原在上海的蔡元培、章太炎外，还有率领南京陆师学堂学生罢学来沪的章士钊，“成城入学”事件后由日本回沪的吴稚晖以及因剪留日学生监督姚文甫发辫被日本驱逐出境的邹容、张继。他们定期在张园演说，更希望能有一“言论机关，供吾徒恣意挥发”。恰逢陈范正苦于《苏报》稿源匮乏，于是他与爱国学社订约，每日由蔡元培、吴稚晖、章太炎等轮流为《苏报》撰写论说一篇，报馆每月资助学社一百元作为报酬。这样，《苏报》有了更多的稿源，爱国学社师生也有了发表言论的园地。不仅如此，1903年5月，陈范又聘请章士钊为主笔，这样，《苏报》与革命党的关系更为密切，实际上成为爱国学社的机关报。

章士钊任主笔后，《苏报》焕然一新，不断发表激烈反清革命文章。此前革命党在张园演说已经引起朝廷的注意，并下旨追查，恰逢此时，章太炎著《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和邹容著《革命军》在上海出版，《苏报》又大力宣传，先后发表章太炎为邹容《革命军》作的序以及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摘录。清政府由追查张园演说进而追查《苏报》。于是上海道台与上海租界工部局交涉，1903年6月30日，章太炎被捕，7月1日邹容投案。这就是轰动一时的“苏报案”。但是，清政府的镇压措施并未有效遏制革命思想的传播，苏报案发生后不到一个月，章士钊、陈独秀等人又在上海创办《国民日日报》，继续激烈抨击清政府的专制统治，人称“《苏报》第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