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23年7月19日,“周氏兄弟失和”这一公案正式发生。这天上午,鲁迅回到八道湾胡同的家。弟弟周作人脸色铁青地走过来,递给他写给鲁迅的一封信,然后转身而去。
关于周氏兄弟失和的相关文献,最直接、最详尽的就是这封信了:
“鲁迅先生,我昨天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难--大家都是可怜的人,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正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的院子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七月十八日,作人”
在这封至今完好保存的信里,周作人称哥哥为“鲁迅先生”,要哥哥以后不要再到自己的住处来,叫哥哥“自重”!
如此绝情、伤心和鄙夷的语言,只有在鲁迅犯下了极端令人不齿的罪错才可写出。
周作人与妻子羽太信子合影,左一为羽太信子,左二为周作人
当时已成新文化运动主将、青年导师的鲁迅读到弟弟这封信时,是什么表情和什么心情,没有人知道。
终身保持记日记习惯的鲁迅在当天日记写下了几个字:“上午启孟(周作人的字)自持信来,后邀欲问之,不至。”
鲁迅的日记,全是语句简单的记载,连许广平生下周海婴、他48岁头一回做了爸爸这样的大事,也只以一句话打发:“广平产一男。”
从鲁迅当天日记只可以看出,接到周作人的绝交信,鲁迅想找他面谈,但被拒绝,弟弟根本不与他沟通。
第二天,鲁迅早起四处看房;两周后,8月2日,他借了800元钱,携带朱安搬进了砖塔胡同的临时居所。
八道湾那座宽敞的四合院,是鲁迅以多年积蓄加变卖绍兴祖屋买来,然后又花了大半年将其改造为适合一家人居住、特别是适合弟弟的日本妻子羽太信子日本生活习惯的构架;在鲁迅为改造和装修劳碌不已的时候,周作人甩开两手去了日本探望岳父母。如今,他却从自己出资出力辛苦筑起的家里被逼了出去!
面对哥哥出走,周作人在8月2日的日记里写道:“下午L夫妇移住砖塔胡同。”L自然就是鲁迅,他已连哥哥的名字都不想提。
到第二年的6月,兄弟关系恶化到顶点。6月11日,鲁迅回八道湾去取回自己的书和一些器具,更严重的事态发生。根据鲁迅当天日记和在场目击者的讲述,他刚进西厢,周作人和妻子羽太信子就从屋里奔出,指着鲁迅破口大骂,言辞污秽,不堪入耳;羽太信子又立即打电话喊来几位亲友,夫妻俩一唱一和,当众痛骂鲁迅。骂到酣处,周作人拿起一尺高的狮形铜香炉向鲁迅头上砸去,幸亏别人接住拦开,才未击中;而忍无可忍的鲁迅也抓起一个陶瓦枕,掷向周作人。在众人拉架劝解下,鲁迅才得以拿了自己的东西离开。
一对亲兄弟,当时中国的两位顶尖文化人,演出了如此一幕活剧。
在场的人为张凤举、徐耀辰、章廷谦和羽太信子的弟弟重九。羽太信子污秽开骂很可能用的是日语,除了章廷谦,在场其他6人都懂日语,但个个对羽太信子的话讳莫如深。
这一反目,一直延续到鲁迅逝世,二人就此终身断绝了兄弟关系。
到底是什么,使兄弟间产生了近乎不共戴天的怨仇?声称对敌人“一个也不宽恕”的鲁迅,最后10年以写“骂人”杂文为主,却从不提起一度恨不得要他命的弟弟周作人;而周作人,对此同样避开不谈。
在他向鲁迅递上绝交信的前两天,即1923年7月17日的日记,还被他用剪刀剪去了10个字左右,显然是与兄弟反目有关的语句。
如果这10来个字在,真相也许早就大白。
直到1964年,80岁的周作人才在评价香港友联出版公司出版的赵聪《五四文坛点滴》一书时勉强谈及,他说:“……我当初写字条给他,原是只请他不再进我们的院子里就是了。”
周氏兄弟失和的原因,当时的熟人多方猜测,后世众说纷纭,因为当事人的讳而不谈、长久沉默,至今没有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