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上最大卧底：明朝第一个专权太监王振

在中国帝王史上，宦官专权误国的历史几乎涵盖了整个帝王史的漫长历程，基本没有或者很少有这种情况的朝代只有两个，而且都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朝代，就是元朝和清朝。元朝因为对汉族的文化吸收很少，宫中大多使用功臣贵族子弟侍卫，宦官数量很少，地位更是卑微，所以元朝基本没有宦官之祸。而清朝离明朝太近了，明朝宦官祸国害民直接导致了明朝的败亡，给清朝的教训也是太深刻了。加上清朝皇帝几乎没有太昏庸的，至不济也是中等的君主，而对宦官的管理可以说是最严格的。只有慈禧太后用了几个得宠的宦官如安德海、李莲英等，也不过是窃取些威势，聚敛些金银而已，对国家政务却不敢染指。
史学家称明朝为“365足球投注上最大的太监帝国“，王振是明朝第一个专权的太监。他本来是一个失败的教书先生，却自阉进宫，得到了明英宗的宠幸，开始擅权，结党营私，干涉朝政，揭开了太监帝国的序幕。为了建立所谓的丰功伟绩，根本不知作战为何物的他，怂恿皇帝亲征来犯的瓦刺人，结果是皇帝做了俘虏，自己搭上了性命。
王振是明初蔚州,今河北蔚县人，略通经书，后来又做了教官，但是中举人、考进士这条荣身之路对他而言是太难了些。于是他便自阉入宫。史称王振“狡黠“、善于伺察人意。其实这也是一切奸佞宦官取得昏庸帝王信任的先决条件。大臣立身于朝，受明主赏识，靠的是才能和机遇，而无耻小人就只能靠“狡黠“二字了。王振入宫后，宣宗皇帝也很喜欢他，便任他为东宫局郎，服侍皇太子也就是后来的英宗皇帝。大抵昏君与奸佞之间都有一种很难言说的“缘分“，并不单纯是手段的问题。

英主和贤臣有时也会这样。比如唐太宗善于纳谏，却也只愿意听魏征的，别人向他进谏，他一样要发火，还得魏征出来解围。王振也是一样，当时宫中也有很多宦官，论奸佞、论狡黠他也未必便是超群的，如宣宗宠爱太监金英等人，王振并没能夺去金英在宣宗心目中的地位。而他一遇到英宗，便如鱼得到水一样，谁也离不开谁了。英宗即位后，很自然要重用自己喜爱的人，王振便越过原司礼太监金英等人，出任宦官中权力最大的司礼太监。
司礼监是明代宫廷里24个宦官衙门中最重要的一个，它总管宫中宦官事务，提督东厂等特务机构，替皇帝掌管内外一切章奏和文件，代传皇帝谕旨等，由于此职事关机要，历来都由皇帝心腹宦官担任。后来，随着“票拟“制度的形成，皇帝最后的裁决意见，要由司礼监秉笔太监用红笔批写在奏章上，称为“批红“。奏章经过“批红“以后，再交内阁撰拟诏谕颁发。宦官掌握了“批红“大权，实际上就成了皇帝的代言人。这些宦官成天在皇帝旁边，善于察言观色以迎合皇帝，又常常利用皇帝深居简出、和外廷官接触少的弱点，欺上瞒下，假传谕旨或歪曲篡改谕旨，以售其奸。英宗把这样一个重要官职交给王振，为他日后擅权开辟了道路。
王振曾经诱导英宗以重典治御臣下，他自己更是如此。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就是他的不二法门。谁若顺从和巴结他，就会立即得到提拔和晋升;谁若违背了他，立即受到处罚和贬黜。一时间，把朝廷搞得乌烟瘴气。一些官僚见到王振权势日重，纷纷前来巴结贿赂，以求高升。有位工部郎中，名叫王祐，最会阿谀逢迎。一天，王振问王祐说：“王侍郎你为什么没有胡子﹖“王祐无耻地回答说：“老爷你没有胡子，儿子我怎么敢有。“一句话说得王振心里甜滋滋的，立即提拔他为工部侍郎。徐希和王文亦因善于谄媚，被王振提拔为兵部尚书和都御使。王振还把他的两个侄子王山和王林提拔为锦衣卫指挥同知和指挥佥事。又把死心塌地依附于自己的心腹马顺、郭敬、陈官、唐童等，安插在各个重要部门。福建有位参政宋彰将贪污的数以万计的官银送给王振，立即被提拔为布政使。这样，从中央到地方迅速形成了一个以王振为核心的朋党集团。
瓦刺是蒙古中的一部。元朝灭亡以后，一部分蒙古族退回蒙古草原和东北等地。后经朱元璋数次打击，内部发生混乱，逐步分裂为鞑靼、瓦刺和兀良哈三部分。在明朝初期，三部分别臣服于明朝，每年都要向明朗献马朝贡。永乐以后，在蒙古三部之中，瓦刺部日益强大，宣德时，瓦刺逐步控制了鞑靼，正统初年，又征服了兀良哈，统一了蒙古三部。瓦刺统一蒙古以后，进而想恢复大元天下，统一全国，因而对明朝不断骚扰，成为明朝北方的严重边患。王振擅权，不但不布置加强北方边防，反而接受瓦刺贿赂，与瓦刺贵族进行走私交易。
为了获利，王振让他的死党、镇守大同的宦官郭敬，每年私造大量箭支，送给瓦刺，瓦刺则以良马还赠王振作为报答。为了讨好瓦刺，王振还对其贡使加礼款待，赏赐增厚。瓦刺自从与明朝建立“通贡“关系以来，每年都派出贡使携带着良马等货物到明朝朝贡，明朝政府则根据其朝贡物品的多少，相应地给予回赐。一般情况下，回赐物品的价值要稍稍超过朝贡物品的价值，同时，也要给对方贡使一定赏赐。因此，瓦刺为了获取中原财富，非常愿意到明朝来朝贡。按照原来规定，瓦刺每年到明朝的贡使不得超过50人。后来，瓦刺贪图明朝回赐的欲望越来越大，贡使人数日益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