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大银行家陈光甫如何为蒋介石筹措军饷？

陈光甫是谁?
1915年6月，孙中山适逢人生的低潮，旅居日本。听闻上海要成立一家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孙中山嘱托未来的连襟孔祥熙加入股份1万元。银行的创办人是34岁的原江苏银行总经理陈光甫，他曾支持孙中山反袁，后因抵制军阀张勋而辞职。陈光甫的这家“小小银行”此时只有10万元的资本。
12年过去了。孙中山革命事业的继承人之一——蒋介石已从一介布衣跃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1927年3月，他指挥的北伐军经过与孙传芳军队几个月的血战抵达上海城外。进城前，国民革命军就已数次联系上海工商金融界，告知蒋介石将特派人手前来筹备饷需。
1927年初的陈光甫已是上海银行公会的副会长，而简称为“上海银行”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已成为国内第四大商业银行。上海银行的存款已从1915年底的57万元增至3244万元，放款从51万元增至1919万元，平均年盈利率达到20%以上，1921年的资本额就已增为250万元。此时，大革命的高潮正要过去，工商业屡经动荡，尚未谋面的的蒋介石与陈光甫都在焦虑地思索着中国的前景。

陈光甫(1881年-1976年)，江苏镇江人，1909年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商学院，近代中国著名银行家。
北伐的钱从哪里来?
1926年10月北伐军占领武汉，年底形成了武汉国民政府。11月，蒋介石率军苦战三个月攻克南昌，急需大量金钱来收买人心。当时的军饷都靠宋子文掌控的武汉政府财政部，蒋介石苦于没有自主的财权，便将战略目光投向经济中心江浙一带。他派出黄郛等亲信赴沪秘密联络银行家陈光甫与钱永铭。
1927年初，统兵的蒋介石与武汉国民政府关系尚好，北伐局势非常有利。了解到蒋的军事实力后，陈光甫自然支持新生的革命力量，允诺“革命军饷银，当尽力而为”。同时，蒋介石的亲信陈其采传来情报，认为“陈光甫君堪备担任上海财政之选”。蒋介石对此非常兴奋，1月底写信给陈光甫和钱永铭，内称：“沪上来友，皆称诸公主张公道，扶持党义。岁寒松柏，尤为感佩!尚祈随时指示，贯彻初衷。如有公暇，能来浔汉一游聊舒积愫。”时广东省财政厅长孔祥熙也又专门托人告诉陈光甫，“赣汉方对于财政前途，均于公有极大之希望。”2月初，陈、钱二人秘密托人给蒋介石带去了50万元。
双方的初次接触十分顺利，各自的想法却不同。对缺钱的蒋介石而言，陈光甫背后有着上海金融界两大支柱——上海银行公会和上海钱业公会的支持。在陈光甫看来，上海尚在军阀孙传芳的盘据之下，军人蒋介石既未取得战场上的决定性胜利，也远不能在政治上代表南方革命政权。金融业在战争的环境中十分脆弱的，中国南北的银行家曾秘密商议：“惟政变难，损失固应预防，而金融界之在北方有事业者，此类尤不宜露面，否则影响所至，祸变难测。”总之要避免表态，“镇静处之”。
不过，南方的银行家们很清楚，只要北伐的革命力量不发生巨变，南北政治对峙的局面终将倾斜。1926年12月25日中国银行副总裁张嘉璈邀约一些银行家率先密商支持武汉革命政府发行新公债事宜，众人对武汉方面2000万元的计划基本赞成，同时提出独立公债基金、区分基金与中央银行存款、按月公开款项收支和提高政府公债的利息。张嘉璈与陈光甫把这些意见辗转交孔祥熙呈请财政部长宋子文。陈光甫本人在2个月后婉拒了北京方面要他出任交通银行总行经理的邀请，上海金融界则拒绝支持孙传芳的抵借计划。
这本是躲避政治多年的银行界一次用表达立场换取资本利益的转折性尝试。不料，上海金融界与武汉国民政府之间的积极关系却到此为止——南方革命阵营内部风云突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