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帝王的变法：历代变法为什么大多并不成功？

一个王朝发展到一定阶段，往往弊端丛生，内外交困，在这种情况下，是大刀阔斧地实行变法，还是兢兢业业地恪守祖宗之制，历代帝王面临着艰难的选择。尽管史学界长期讴歌变法，但历史上的变法为什么大多并不成功呢?
365足球投注上有一个王朝盛衰的周期性现象——哪个王朝都避免不了兴起、鼎盛、衰落、灭亡的过程，于是，王朝的“中期”问题也因之而生。换言之，“中期”就是王朝由盛转衰的过渡期。表面上看，此间江山一统，金瓯无缺，但经过长时间的积累，国家机器百弊丛生，社会矛盾危机重重，问题成山，积重难返，统治者不甘沉沦，又难施回天之力，整个社会处于焦灼、困顿之中!
处于“中期”的皇帝面临着艰难的选择：如果苟且偷安，不顾长远，没落的大趋势就无法扭转;如果任用佞臣，胡作非为，王朝就会在下坡路上飞奔，于是，“中期”就变成了“晚期”;相反，皇帝也可以兴利除弊，大胆变法，一旦取得成效，不仅能延长王朝的生命周期，甚至可能重现中兴。但变法的风险也不小，由此激化矛盾，必将迅速崩盘，结果依然是“中期”变成了“晚期”。
可见，处于“中期”的帝王责任重大，举步维艰，怎么办?

(一)
长期以来，史学家热情地讴歌历史上的变法，然而，这种讴歌与史实相符吗?
首先，从秦朝到隋朝，变法并不是王朝中期的普遍现象。
中国的皇帝制度确立于秦始皇，经两汉魏晋迄于隋朝，历时八百余年，此间，统治时间最长的是两汉，但并未做过中期调整性质的变法;其余王朝大多短命，兴亡合计不过几十年，“中期”本不明显，更谈不上什么变法了。
其次，唐朝以后，王朝中期变法普遍出现，但效果大多不理想。
从唐朝起，经宋、元、明，直到清朝，多为统治时间超过百年的大王朝，漫长的时光不仅使历史分期得以清晰地呈现，统治者也可以较深入地反思、调整，所以，这些王朝大多进行了中期调整性质的变法。比如唐朝德宗时期的变法、北宋的庆历新政、王安石变法、明朝的张居正变法等。然而，残酷的事实是，这些变法大多并未成功。
比如唐德宗时，盛世景象已成明日黄花，相反，藩镇割据，雄踞一方，中央政府控制的区域日趋缩小，财政税收入不敷出，社会秩序动荡不安，国家政权风雨飘摇。鉴于此，德宗于建中元年(780)实行变法，以期扭转衰颓的国势，重现王朝的生机。
德宗变法中最精彩的内容是两税法。两税法改变了原来的纳税依据——从以户口为主，到以户口、土地并重，从理论上讲，这减轻了无地少地的农民的税赋负担，扩大了税源，也体现了富者多纳税，贫者少纳税的平等原则，而且，一年分两次征收，取消了租庸调及各项杂税，简化了赋税的征收成本。
但是，两税法实行的结果却是弊端重重，比如在户税部分，政府以钱计税，纳税人交钱完税，而当时并不是市场经济的国家，市面上流通的货币有限，以致农民卖掉收获物，不仅多受一层商人的盘剥，而且，人人争相换钱，使得物贱钱贵，农民的负担反而没有减轻。再比如，实行两税法以后，土地可以合法买卖，这样一来，土地兼并更为严重，社会矛盾趋于激化，变法不得不草草收场，取得的成果十分有限。
此外，北宋的庆历新政、王安石变法、明朝的张居正变法等大多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毫无疑问，这些变法具有进步意义，不仅一些有价值的举措为后代继承，促进了古代政治、经济制度的完善，而且也曾在一段时间里、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效果。但从长远来看，并未达到预期的目的，不仅变法者身败名裂，还累及国运，间接成为王朝覆亡的替罪羊，这又是为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