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族服饰的流变与特色 藏族服饰的发展史

尽人皆知，藏族文化博大精深，璀灿夺目，是人类民族文化的一朵奇葩，作为藏族文化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藏族服饰文化也同样源远流长，多姿多彩，独具魅力。藏族服饰的流变目前关于藏族服饰最久远、现存的实物资料是昌都卡若遗址出土的少量装饰品，有片饰簪、璜、珠、项饰、牌饰、贝饰等，反映了距今四、五千年前的青藏高原土著居民已有了较高的审美情趣，不仅有了缝织衣物的骨针，还具备了需一定审美意识方能创造出的璜、珠等，这也许是藏族服饰文化的先声吧！到吐蕃时期，藏族服饰文化有了较大的发展。“中二丁王”时（相当于中原西汉中期），南方雅隆河谷的吐蕃开始了冶炼铁、铜、银等矿产，为金属饰品的出现创造了条件。藏史记载，公元三世纪的拉脱脱日年赞时，吐蕃赞普的服饰巳与众不同，出现了服饰等级的差异。史载松赞干布时期，吐蕃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吐蕃文化得到迅速的发展，其服饰文化日渐发达。吐蕃奴隶制王朝等级森严，在服饰上的表现也日臻完备。从反映吐蕃盛时的敦煌壁画可看出，君臣服饰的等级差异，藏王一般只有赞普才能使用的三瓣宝冠箍住的有凹槽装饰的无沿帽，呈红色，通常高于一般人的帽子；藏王的侍从或臣下往往戴平顶无沿帽。衣袍的式样也各有不同，官吏的章饰规定有一等瑟瑟，二等金，三等金包银，四等银，五等铜，六等铁等大小两类，共十二级，装在方园三寸的盒子里挂在胸前，以区别职位的高低。武将的头盔有形如塔的装饰，战士头盔上有三只彩旗以表示出生的年月，随着“惟以淬砺为业”的吐蕃冶炼业的发展，军队的铠胄日趋精良，有的周身仅露两个眼窝，劲弓利刃常不能破，其威严、勇猛之气在今天大昭寺壁画的吐蕃武士像中尚历历在目。为培养效国尽忠的风气，还把狐尾垂在临阵畏缩之士的头上，作为耻辱标记，这是后来藏族男子狐皮帽饰的来源。吐蕃贵族不仅本人穿着华贵，还在聚会宴客时，把佣人装饰起来。而作为赞普的松赞干布则用一种红带子包头，身着长袍，足穿脚尖朝上的靴子，据《红史》载，这种王服是受波斯王朝的影响，反映了文化交往已影响到了服饰文化层次，而从松赞干布伊始的吐蕃与中原的密切交往，两种民族文化的长期接触更为藏族服饰的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史载文成公主进藏时，带入“诸种花缎、锦、绫罗与诸色衣料二万匹，还有大量的金玉器具。松赞干布及吐蕃大臣纷纷自行去掉毡裘，改穿绢绮。近代西藏的高级官吏，头发绾成一髻，戴金翅白纱帽，这是唐代进士的服饰。此外，还采纳文成公主建议，令国人禁止“赭面”（用油涂面），文成公主进藏还带来了种植蚕桑和纺织技术，“植桑织丝兮”大大的促进了吐蕃服饰技艺的发展，青海海西州都兰出土的大批吐蕃服饰文物，真实、生动地反映了吐蕃服饰的工艺水平。服装的织物纹样多为联珠动物纹，装饰品的金质首饰、佩饰的精美使人叹为观止。今天藏族妇女饰品的镶嵌形制，可以从这些文物中找到原型。斯坦因的《古代中亚文化遗迹》一书也曾提到：“在吐蕃发现的遗物中，有很多具有花纹的丝织物，花纹中有些是印的，有些是织的，花纹图象的变化很多，这一点很可以表示吐蕃商业的地位，……大概是中国与西亚之间的贸易重点。”频繁的交往促进了吐蕃经济的发展，也促进了服饰文化的发展。吐蕃是一个军事帝国，在它的发展过程中征服融合了青藏高原及其边缘地区的许多其它民族，这是造成今天各地区藏族之间文化差异的重要原因。在服饰的表现上也是如此。吐蕃时代这种差异主要表现为东女、附国、党项等部落服饰的不同，东女部落住在康延川（今昌都），处于母系氏族社会发展阶段，其女王穿青毛绫（氆氇）裙，上披青袍，袖长到地，冬穿用文锦装饰的羔裘。发作鬟髻状，两耳垂珰（耳环）。足穿革素＊＊（皮靴）。一般男子披发，妇女辨发，男女都用彩色涂面。王死居丧三年，不易服，不梳洗。附国是以今四川甘孜为中心，包括今四川阿坝一带的嘉绒藏人的藏羌融合体。他们头戴园形皮帽，或带幕离佳（即面罩一类饰物，为妇女所带）。身披毛曷毛（氆氇一类）、皮裘，穿牛皮鞋。颈系铁索，手贯铁钏。王与酋长以金为首饰，胸前挂着三寸长的金花。党项则是纯游牧部落，“服毡袭褐，披毡以为上饰”早在北周时巳能制造精美的犀甲、铁铠。四川西北部还有属党项部落联盟的邓至、武兴国和宕昌等，服饰习俗为头藏乌皂突骑帽，身穿长袍，下着小口裤、足穿皮靴，与今四川牧区藏族服饰相似。此外青海地区有吐谷浑，贵妇人披锦袍，戴金花冠。如女发型为辨发披于后，后饰珠贝，以繁多为高贵这一服饰与今青海藏族妇女大致相同。这些地区服饰特征是今天各地不同藏族服饰的母型。吐蕃王朝崩溃后，从九世纪中期到第十一世纪的二百余年间，西藏社会一直处于分裂割据的混乱状况。这一时期战乱不堪，服饰艺术的发展也难免厄运，停滞不前，而与战争有关的武士服饰却济时发展。在西藏阿里古格王国的遗址中，发掘有大量古代武士的盔甲和武器。其铠甲多为钢片甲，是用细皮条串结钢片而成，串结方法颇为复杂，武器中的盾牌，系用藤条编织为园形，直径八十厘米，正面镶有铜质加固件，铜件上雕刻有细密的纹饰，故亦可谓是铜饰件，背面有四个铜环，环间可用皮条相连，作握柄之用，无论这些服饰和兵器，是西藏本地生产，还是外来流入，都说明其时西藏的武士服饰已具鲜明的本土特征与个性。这一时期的服饰发展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佛教僧侣服饰的兴起，公元八世纪，西藏出现了第一批僧人，服饰由赞普府库供给，后由百姓、政府共同供养。佛教服饰亦形成等级区别，并有节日与平时的不同装束，自成体系。不少上层僧侣生活奢侈，衣着华丽，“下坐重裀，上张伞盖，身衣锦缎……”。早期西藏僧侣服饰受印度影响甚大。据传说贝霞帽最早则是由印度国王赠给宁玛法王莲花生而流传下来，成为西藏僧帽中的一种，但后来西藏僧服衍变发展较快，极具地方色彩。朗达玛灭佛后二百余年，佛教重新兴起，并且形成众多的派别，各派不仅在佛经教义的诠释上不同，而且在服饰穿着上也不相同。古老的宁玛派僧侣着红色袈裟，故又被称为红教。而噶举派则以戴红帽或黑帽以示各支派的区别。这种以服饰表征身份、信仰的现象正是西藏服饰文化的重要功能之一，也是西藏服饰史上颇具特色之处。元代，西藏正式隶属于中央王朝，因而在文化的各个方面都与元王朝发生了密切的交往，服饰上所受的影响也较前朝为大。元王朝在西藏分封安抚使、招讨使、万户等各级官吏，不同品级穿着不同花饰的藏袍，戴不同的顶冠，以至民主改革前噶厦政府的四品官的一种官服名称还保留着元朝的叫法“寸扎花尔白玛”（藏语意为莲花纹样的蒙古袍）。官品的主要标志也表现为蒙古式的“江达”（即圆冠）上的顶饰的差异。官吏贵族的管家、随从、佣人的帽子也有一定的形式，大管家在举行仪礼时要戴“索夏”（即平项围穗蒙古帽）等等。还有一种贵族平时戴用的“夏木包多”的饼形帽，管家或根布（乡官）等也常戴，这个时期萨迦上层官吏、贵族的服饰或仿效蒙古贵族，或直接为元王朝赠赐，穿用十分普遍。西藏北部牧区与蒙古族交往较多，至今尚保有一定蒙古服饰习俗。元朝藏族服饰的另一特点是宗教信仰对服饰的影响增大。随着佛教的中兴，严格的僧侣等级趋形成，使得宗教文化以多种形式与手段渗透于服装、鞋帽，而且以特定的图纹或符号来表达一种特定的意思。这种现象还影响到民间装束，如出现仿袈裟色泽的藏袍和印有宗教符号及佛教法宝的装饰品等等。到了明代，中央与西藏地方的联系进一步加强。明王朝设乌斯藏行都指挥使司和朵甘行都指挥使司，管辖今西藏、甘肃、青海和四川西部的藏区，并常赏赐给藏区上层贵族以大量的锦帛、裀褥。而从藏区进贡的物品中看，氆氇、毛缨、足力麻、铁力麻等纺织物品占了贡物的大部分。说明当时藏区的纺织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而纺织业正是服饰发展的基础。为明代藏族服饰业发展提供的另一个优良条件是中原与西藏官方民间的大量的茶马贸易，为西藏输入了大量的布帛、缎绸和纺织成品，这些贸易是以前任何时代都难以企及的。此外，明代西藏的藏戏艺术有了很大的发展，与藏戏艺术密不可分的服饰艺术也自然迅速兴起。藏戏服饰除了历史上贵族们的日常服饰外，还发展出了另一类高度夸张的服饰以及大量的面具。并且这些服饰和面具都是严格按照戏剧角色的地位身份配置，并为其性格特征服务的。这类服饰艳丽、夸张，重在表现力与强烈的装饰效果，成功地将西藏服饰经过艺术处理后搬上了戏剧舞台，为西藏服饰文化增添了新的血液。同时又大大促进了西藏戏剧、舞蹈、美术等艺术的发展。清朝是365足球投注前所未有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一时期，中国各民族文化大都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并日趋定型。与今天的联系最为密切。藏族的服饰文化亦不例外，所以我们将以清代藏族的服饰文化为主，对藏族服饰文化的结构、艺术特色、审美特征、制作工艺做进一步的探索，以利于加深藏族服饰文化的特色。藏族服饰文化的结构日渐完善的藏族服饰文化内涵丰富，层次多样，既有一定的结构特征，又有许多等级和地域性的差别，还有一些特定的服饰制度。藏族服饰的最基本特征是肥腰、长袖、大襟、右衽、长裙、长靴、编发、金银珠玉饰品等。由于长期的封闭性生存，藏族服饰发展的纵向差异并不大，其基调变化亦小。藏族服饰的形制与质地较大程度地取决于藏族人民所处生态环境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生产、生活方式。藏族是青藏高原的土著居民与古羌人的一部分融合而成的，这几乎已是史学界的共识，而无论是古羌人中的发羌，还是卡若、曲贡等文化的创造者，他们都生活在地势高，气候寒冷，自然条件恶劣的世界屋脊上，以牧业、农业为主，这就决定了藏族先民们服装基本特征是厚重保温，宽大暖和的肥腰、长袖长裙。为了适应逐水草而居的牧业生产的流动性，逐渐形成了大襟、束腰，在胸前留一个突出的空隙（酷似袋子），这样外出时可存放酥油、糌粑、茶叶、饭碗，甚至可以放幼儿，天热或劳作时，根据需要可袒露右臂或双臂，将袖系于腰间，调节体温，需要时再穿上，不必全部脱穿，非常便当，夜晚睡觉，解开腰带，脱下双袖，铺一半盖一半，成了一个暖和的大睡袋，可谓一物多用，当然，这些穿着方式和使用功能不可能一日俱备，也不必详考。然而藏族的这种基调形成久远却是不难想像的。有人曾研究过西汉前后的青铜器图像及古代壁画，发现古羌人与今天的藏族服饰极其相近，都是肥腰、长袖、大襟、右衽、长裙、束腰、露臂、以毛皮制衣等，惊人的相似，说明藏族服饰有着很强的稳定性，这正是生态环境与生活方式决定服装形制的最好说明。在等级差异方面，贵族藏袍与民间藏抱的结构并没有根本区别。差异主要表现在质地和花纹上。贵族服饰质地精细，花纹讲究。一般有蟒缎袍，由黄、红、蓝、绿、白、紫等色作基调，上面有“间希”纹祥（龙、水、鱼、云等纹）。此袍常是四品以上的官员朝见达赖，或重大节日举行礼仪时穿用。“寸扎白玛加加”袍（莲凤锦缎袍）是一种有莲花、凤凰纹祥的缎袍，它和“寸扎花尔白玛”（莲花缎蒙古袍），是四品以上官员过年过节的普通藏袍。另外还有团花锦缎袍，“曲巾”袍等等，都是拉萨日喀则等城市高级贵族的珍贵藏袍。史籍对十八世纪的噶伦颇罗鼐的服饰记载，为我们提供了当时上层贵族及地方政府办事官员服饰的珍贵材料。从该书反映的情况来看，当时贵族的上装，平时穿五色锦缎质地的大领无衩小袖衣，以皮为里。重大的节庆日，则穿蟒纹袍，披貂皮披肩，下穿大褂，腰束金丛缎腰带，上别小刀荷包等装饰品，足穿牛皮靴，头蓄发，左耳带珠坠等耳饰。冬天戴狐皮帽，夏戴高六七寸、卷边宽二寸、边镶水獭皮的绵帽。其下属官吏、办事人员除头发披垂肩后，戴平顶帽外，其余装束与颇罗鼐大致相同。此外还手带骨板指，拿念珠，识字者腰间多插一个象刀鞘一样的铁简，内装竹签笔、藏式墨水瓶等文具。节庆时，这些下属官吏把头发绾成一髻或两髻，戴无翅白纱帽（唐代进士帽），左耳戴金镶绿松石耳坠，右耳坠珊瑚，身穿獭皮镶边的大领窄袖短锦衣，袖口由五种颜色的锦缎相接，下穿黑曷毛百摺裙，腰束大红花缎带。上述这些贵族服饰，除无翅白纱帽和装文具的铁筒外，其它服饰今天仍然普遍流行。从《西藏志》的记载看，当时的平民男子服饰是着大领无衩藏袍。质地有氆氇、绸缎等不拘颜色，都戴平项帽，手上有骨板招，腰束皮带或毛曷毛带，手拿念珠，也戴小刀等饰物。在着装方式上，贵族与平民有些差异，贵族男子衣袍长坠至脚背，而且紧身；而一般老百姓的长袍一般上提至膝，上身宽松，便于盛物与活动。劳动时则将大袍两袖脱下，结于腰上。这一时期，贵族的妇女的盛装服饰较为华丽，成书于1733年的《颇罗鼐传》曾记载颇罗鼐之妻婚礼上的服饰是：贴身穿着光滑柔软的玄青色裙子，外面罩上帝青色的外袍，蓝色的波纹皱褶上缀着孔雀领花朵。脚上穿着缕花织锦的筒靴，腰间系着宝石镶嵌、丝穗婆娑的腰带，手臂带金钏和海螺镯。中指和无名指套宝石镶嵌戒指，颈上佩红色的琥珀项饰，胸前悬着层次分明的珊瑚、瑰玉、琥珀的短项圈和珠玉穿成璎珞的长项链。头发是对半分开，梳在两旁，当中是珠璎顶髻，披散在身后的一股股小辫，缀满金银、珠玉、珊瑚、宝石。此外，还带着三角形的巴珠头饰，顶譬上有一颗硕大的松耳石，真可谓满头的珠光宝气，灿烂夺目。这类服饰在卫藏的贵妇节日盛装中是具有代表性的。此外，其时妇女的平时着装一般是：头戴帽顶有红绿色绒饰的尖顶小帽，下穿黑红色相间的十字花纹毛裙，着邦垫。上衣是齐腰间的小袖短衣，质地有毛、缎、布等。披方形缀绒披肩，手带银镶珊瑚戒指，左手戴银钏，右手戴宽二寸的砗磲圈，据说此圈是从小就必须带的，以使死后魂不迷路。耳环多是金银镶绿松石质地，耳环上有钩。以上连珍珠珊瑚串挂在发上，下接珍珠珊瑚串垂于两肩，与今天卫藏妇女头饰基本相似。另外，无论贫富，都要戴两串念珠，富者戴大蜜蜡珠，胸前除挂银镶珠石胸饰外，必戴佛盒，富者还头戴“巴珠”，价值千金。从上述服饰状况看，卫藏地区的阶层性服饰差别的表现已逐渐由等级性差异向贫富差别方向转化。这种趋势到了十八世纪中叶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颇罗鼐传》记载十七世纪末、十八世纪初日喀则地区贵族和平民的服饰时说：“当时，西藏百姓安居乐业，保持了古时的风尚……循规蹈矩，日喀则的官员，头戴迦尸迦织巾帽，耳坠美得象莲花池中的回影……平民们则打着顶譬，或者是散披发辫，衣服的下摆满是皱褶，”而接下来作者又说“如今却不是这样了，服饰上争奇斗艳，竞相仿效。正如清水一旦遭到污染，马上就失去原有的光泽。”作者对这些所谓“礼崩乐坏”状况的忧虑正说明了当时各阶层间的服饰差异正在日趋缩小。所以，上述颇罗鼐新妇的华丽服饰在今天藏区妇女服饰中屡见不鲜，俯首皆是。特别如“巴珠”这样豪华的头饰也成为现代藏族妇女的常见服装之一。这种风尚一直持续下来，而近现代日渐发展的服饰的商业化更加强了这种趋势。西藏和平解放前，德国人海因德里希曾记载拉萨街上服饰商业的繁荣“（拉萨城里）商品种类繁多，从针线到胶线都能买到……毡帽式祥很象欧州人戴的宽沿礼帽。……民族形式的鸭舌帽同他们的民族服装穿戴在一起倒挺自然和谐。”这种服饰商业化的状况无疑也是与服饰等级差异的日渐缩小互为因果的。除阶层性、节常性和时令性差异外，近现代藏族服饰还存在着极大的区域性差异，而又特别表现在妇女服饰上。同世界上许多民族一样，藏族女子的服饰较男子复杂得多，也许各民族人们都把对美的喜好，甚至家庭的富有与骄傲皆体现在妇女的服饰上。使妇女的服饰成为民族服饰特色与差异的主要表征之一。卫藏地区藏族妇女服饰除上文述及的日喀则、拉萨的服饰外，较主要的尚有工布地区类型和阿里地区类型等。工布地区服装的最典型特征是男女皆穿“谷休”，即宽肩无袖袍。男子的“谷休”从腰部束扎，下摆不过膝，女装谷休却不垂至脚面。此外，女子头饰多椎售。阿里普兰地区盛行羔皮袍，制做精细、装饰典雅，羔皮袍的加面料以毛呢为主，领、袖、襟底镶水獭皮，外套绸缎，这在整个藏区都是较具特色的，然而普兰服装的最精美、最独特的却是妇女的“孔雀”服饰，它与阿里孔雀河的美名紧紧联系在一起，孔雀河源头似孔雀，它是美丽和吉祥的象征，为了使孔雀般的美丽和吉祥永生永世地存在于这块土地上，妇女们的装饰便模仿孔雀而流俗于今。妇女戴的帽子叫“町玛”，是棕蓝色彩线氆氇制做的园简帽，帽的底边截一段为留辫子处。妇女的耳坠以珊瑚及珍珠连串而成，长约15厘米。独特的帽子及耳坠象征孔雀的头冠，妇女背部系“改巴”，即背部围裙，“改巴”用毛色纯白光滑的山羊皮制作，正中部镶嵌带有园形花纹的氆氇粗条线，显示出孔雀的背部，周边镶嵌带有园形花纹的棕蓝彩色氆氇，是婀娜多姿的孔雀翅膀，底部开的三道叉口便是孔雀的尾羽。有的“改巴”皮面夹有色彩绚丽的绸缎，更具有非凡的风姿，犹如开屏孔雀临观眼前，美丽多姿。四川阿坝、甘南夏河和青海等地的藏族妇女头饰多为“碎辫子”，将头发梳辫成效十根细辫，下接黑丝线或咖啡色丝线，直坠至脚踝。自头部起坠一宽寸许的硬布块，上缀真假琥珀、玛瑶或银碗形饰物。自臂部起有一尺许的硬布块，垂及踝部，缀有碗形银质饰物或银元、铜元数行，多至数十杖。未婚女子，梳两根辫子，辫子上缀有红布块，上排缀红珊瑚数行。部分妇女在顶脑门处饰以较大的绿松耳石串。腰带上挂一银钩或铁、铜钩，叫“雪吉”，原是挤奶时挂奶桶之用，后遂变为装饰品。腰带两侧旁又有一个叫“隆果”的园形或桃形银饰，下部有一长孔，缚一红绸绿带，颇为雅致。藏北妇女的藏袍用许多条宽大的色带饰边，并排饰于后面。一般是黑、红、绿、紫色等，数量大多为五至七条，也有的把皮面饰满，黄南藏族妇女多穿园领长袍。袍长垂至脚面，腰系绸或布料彩色腰带。甘南卓尼、不洮河沿岸妇女多戴石榴帽子（园顶，后部有一个石榴形的头）和“烟筒帽”（顶部似烟筒，帽沿分两瓣，能遮风雨。）着装似满族的旗袍，外穿一件马夹，腰带上复系一条自织的几何图纹青白花腰带。而最突出的是招珊瑚结成帽子状戴在头上的珊瑚斑玛，颇具特色。甘肃舟曲地区因气候较暖，妇女常着薄而宽大的黑长袍，上穿一短上衣，腰束黑色或蓝色宽幅长腰带，长袍下摆挽在腰带里，裤子很宽，裤口束起，有些还扎裹腿布，大都头缠折叠成二寸宽的头帕，胸前及上腰部饰以串连的整块珊瑚，胸前戴一个很大的园形银盘子，绘饰民族图案。有些地区的服饰有明显的历史遗迹，如四川阿坝州农区的嘉绒藏族，因长期与羌族毗邻生活，互相交往，今天的妇女服饰也保留了一些羌族服饰特色。如普遍穿长衫，并以蓝黑色为主，下身系围腰，腰间扎丝织花带，冬天穿羊皮褂子或羊毛织成的无领短褂等。约略而言，由于自然条件，生产方式、历史的不同，藏族服饰异常丰富多彩，差异颇多，不胜枚举，有些地区，县与县、乡与乡之间都有较大区别。目前已发现的服饰类型已有200多种，居中国少数民族之首。此外，藏族的服饰制度除了前述的等级差异外，还主要表现在妇女服饰在节庆、生活中的重大事件、仪礼时的服饰变化上。节日服饰都较平时着装富丽、盛重。这一点众所周知，而成人仪礼和结婚前后妇女的服饰有较大差别却是藏族服饰制度的一大特色。青海农区藏族姑娘到十五、十七岁时，要把童年型的辫套改为成年型辩套。并要选择吉日进行，称“戴天头”（即姑娘成人礼），要请僧侣先举行宗教仪式，再由成年妇女为姑娘更新装，拜佛、祖先和父母，这时女眷们唱《跪拜天·祖歌》。海西藏族姑娘在十五岁要佩挂“马尔顿”（发套）它用布或绸缎制成，上面饰以许多银盾、珊瑚。果洛藏族新婚女子要穿大袖大褂和华丽的背心，大褂袖口镶有一圈彩虹式贴边。同样，天祝藏族未婚女子的发套比已婚妇女发套短得多，而阿坝州藏族女子十六岁后才开始蓄发结辫。甘肃卓尼未婚少女把三根辫梳编起来，已婚妇女则中间编着，两边不编，但从腰以下又都编串起来。有些成年服饰还保留有古风，如阿坝州松藩农区藏族妇女成婚后，头上要盘镶有琥珀的小管粗布袋，这类头饰据说是西藏阿里地区古代妇女才有的头饰，在今天整个藏区已少见。另外在丧葬方面，也有一些特殊的制度。如四川阿坝州的丧偶之妻，要将身上所有的饰物取下以守孝，要把饰物藏于箱内一至二年。并且这段时间，忌穿鲜艳华丽的衣裳，以表示对死者的怀念。不同的自然环境、民风民俗、生产、生活方式决定了与此协调的各类区域服饰、季节服饰、民俗服饰；历史、政治、宗教、经济的发展与变革决定了西藏服饰文化的纵向发展和各类等级服饰、职业服饰的千差万别。所以藏族服饰文化内涵丰富、结构复杂、层次多样、特点鲜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