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羽覆败背后的蝴蝶效应

建安24年（公元219年）冬，关羽水淹七军，生擒于禁庞德之后，遭到江东集团偷袭，后方公安，江陵等重镇落入敌手，腹背受敌之下，关羽军团土崩瓦解。十二月，关羽及其子关平等于临沮被俘，随后遭到处决，传首于曹操。

从大胜到大败，从军锋直逼许都迫使枭雄曹操都准备迁都，到全线崩溃兵败身亡丢失荆州。前后不过半年。如此短的时间内发生如此巨大的反差，在历史上虽非特例，但也确属罕见。探究关羽集团覆亡之谜也成为了各历史学家的兴趣。

总结一下，目前有三种说法：

第一：认为关羽骄傲自大，“性妒前”“善待士卒而骄于士大夫”，不善于处理内部关系。同时粗暴拒绝孙权主动提出的联姻提议。

第二：认为诸葛亮该负责。从水淹七军到兵败身亡，长达半年的时间内，成都方面未出一兵一卒支援关羽，这种现象太过于反常。而作为刘备身边的智囊，亲自制订“跨有荆益”的集团版图的诸葛亮，面对荆州的风云变幻，竟然不向刘备提出一字半句的判断和建议，这更加反常。原因很简单：诸葛亮胸怀大志，不希望自己仅仅是刘备身边的接近秘书一类的角色，而很长一段时间都只能屈居第三把交椅。关羽成了他必然逾越却又难以逾越的一道障碍。

第三：认为是刘备的责任。不发兵援救关羽不是诸葛亮能够左右的，而大权在刘备手中。刘备的用意是借江东集团除掉关羽，以巩固自己的集权统治，更主要是为自己的继承人（刘禅）扫清障碍。但这层说法也颇让人玩味：该怎么看待刘备于关羽“名为君臣，实犹父子”“恩若兄弟”的亲密关系？第二，以这种方式除掉关羽，其代价必然是将荆州“送”给东吴，牺牲未免太大了点。

但是，我个人更倾向于第三个观点。

首先：要分析关羽和刘备的关系。千百年来，关羽被视为忠臣义士的典范。所以，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了关羽在公是刘备的下属，臣子；在私是刘备的义兄弟（尽管历史上并没有结拜）。但实际上，很多人都忽略了关羽和刘备之间的另一层关系：合伙人关系。

早在刘备“于乡里合徒众”拉队伍的时候，关羽就作为一个合伙人的身份出现了。“羽，飞为之御侮”刘备无官无爵无名无财，单凭一人创业，是十分艰难的。史书记载关羽，张飞如此侍奉刘备“而稠人广座，侍立终日”，这种情形发生在刘备做了平原相之后。这是否意味着刘备，关羽，张飞之间的关系已经由合伙人转为上下级了呢？没有。“侍立终日”只发生于“稠人广座”之中，一旦到了私下，状况就不同了。变成了哥仨同床共枕，“恩若兄弟”了。“稠人广座”之中的恭谨与卑顺虽然不是完全的虚情假意，但也有很浓厚的作秀成分。共同创业也得在外部交涉，内部管理的时候有个领导，哥仨中，刘备学历最高，年纪最大，理所当然他是老大。建安四年春，刘备背叛曹操，袭杀徐州刺史车胄后，“使羽守下邳，行太守事”，“以羽领徐州”，刘备自己则返回小沛（豫州境内）。关羽领有徐州，而刘备自己身为豫州刺史，二人之间的平等关系显而易见。建安十三年，刘备自樊城撤离，避曹操之锋芒。自己率步骑兵团由陆路南赴江陵，关羽率领水军顺汉水南下夏口，这种分工又是一种平等关系。定川之后，刘备拜关羽“董督荆州事”。“董督”者，全权管理也。此时刘备集团仅有益州，荆州之地，刘备自己直接据有益州，而将老根据地荆州（不完整），这种利益分工有一次体现了平等合作的关系。

再则，建安十九年，刘备围成都，马超来投，随后刘璋投降，益州平定。马超的到来似乎让远在荆州的关羽颇为不爽。“羽闻马超来降，旧非故人，羽书与诸葛亮，问超人才可谁比类。”诸葛亮也有很得体的回答“孟起（马超字）兼资文武，雄烈过人，一世之杰，鲸，彭之徒，当与翼德（张飞字）并驱争先，犹未及髥（关羽）之绝伦逸群也”。得到回信，关羽“省书大喜，以示宾客”。

这件事情，第一感觉是：关羽过于自负，骄傲，诸葛亮为人圆滑。但是，我们研究历史的人善知：第一印象往往是假象，这是读史的基本经验。

成都顺利投降，马超功不可没，所以刘备予以嘉奖“以超为平西将军，督临沮，因为前都亭侯”。不久就发生关羽“问马超”之事。这两者其实是有联系的。临沮是荆州南郡域内，属于关羽的辖区。日后关羽父子也是葬身与此。刘备既然已经拜关羽“董督”荆州，却又在这个时候将马超这颗钉子安插在临沮，关羽恐怕不会乐意。关羽去信给诸葛亮，问“超人才可谁比”，是一种关羽遮遮掩掩，半掩琵琶，另有深意。这是对刘备安插马超“督临沮”的不满。显然，诸葛亮自然也读出了这一层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