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父'孙中山起初并不反清：曾是改良主义信徒

当我们纪念甲午战争的时候，无论如何不应该忘记孙中山。孙中山就是通过这场战争而放弃了先前的思想，转向革命，成为近代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先行者。他最先发现指望着清廷去推动中国现代化根本不可能。更重要的是，孙中山不仅这样认为，而且十几年坚持不懈，硬是将“一个人的革命”发展成了全民族的觉醒，导致了辛亥革命发生，导致两百多年大清王朝垮台，更具有历史意义的，是将两千多年帝制送进了历史，民权建立，开启了365足球投注新时代。
一、改良主义信徒
孙中山不是天生革命者，其革命思想发生具有传奇色彩和戏剧性。先前的研究不太注意其中的变化，主要是因为不太愿意承认孙中山最初的改良主义立场和对清廷的政治认同。
大清王朝虽然是由中国周边族群满洲人建立的，但到了孙中山的时代，说句实在话，种族主义革命思想已非常淡薄，满洲贵族虽然仍保留着许多固有习俗和狭隘心态，虽然刻意避免与汉人通婚，避免其血统杂乱，但毕竟过了两百多年，满汉之间的差异已不那么明显。

到了近代之后，西方“新异族”东来，文化冲突、经济冲突，使汉人士大夫在很大程度上认同了满洲人这个“老异族”，满汉之间，至少从汉人士大夫层面说，久已没有传统儒家“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心理紧张，汉人士大夫在“我大清王朝”既成政治架构下也活得比较滋润，特别是在慈禧太后当国近半个世纪，满洲贵族统治集团其实只是一种名义上的政治领导，他们享有大清国的所有权、领导权，但其经营权、管理权，其实差不多都交给了汉人高官。清廷虽然在中央部院等一些重要岗位设置“满汉双首长制”，但满大臣基本上是尸位素餐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只要不涉及、侵害满洲贵族集团的利益，满大臣一般都能很放手让汉大臣尽心出力满负荷工作。满汉政治高层在那几十年相处大致比较融洽。
汉人特别是汉人士大夫阶层已经被清廷的“联合执政”统一战线弄得神魂颠倒不分东西，即便是后来觉醒要反满要推翻大清王朝的孙中山，其最初阶段也不是要反满要反清，而是想着法地挤进大清王朝既成体制，参与联合政权，成为体制内的一员，哪怕只是一个小小的幕僚角色。
排比新旧史料，可以感觉到孙中山对李鸿章怀有期待大约发生在1891年前后。那时，孙中山正在香港西医院读书。这是英国人创办的一所学校，但由于主持者与中英政界有着比较密切的关系，因而其政治地位似乎显得比较高，李鸿章是这所学校的名誉赞助人，而当孙中山毕业时，出席典礼并向孙中山颁发毕业证书的竟然是香港总督。
或许是因为这所学校的政治背景缘故，孙中山在经过五年学习后，对于医学专业并不感兴趣，他在三十年后回忆说，毕业后即决计抛弃其医人生涯，而从事于医国事业。这个说法当然有后来思想演进的添加成分，但他在毕业后确实想在政治上有所发展。香港总督受托给英国驻华公使写了一封信，请其便中转商北洋大臣李鸿章，斟酌能否在北洋给孙中山安排一个位置。
李鸿章很快给香港总督回信，表示可以让孙中山来京候缺，暂给月俸五十元。然而，当孙中山前往广州转商两广总督换张介绍信时，却受到总督衙门诸多刁难，孙中山毕业即踏上政界的想法落空。
及时踏入政界的希望落空了，孙中山只好与各方面合作从事老本行，开药房挂牌行医。无奈，孙中山志不在此，到了1894年春，他在广州的药房由于经营不善面临着倒闭，而他自己却躲在乡下给李鸿章写信，依然希望通过这条捷径进入体制。孙中山这封写给李鸿章的信，当然不能说是闭门造车，但一百多年后公平分析，孙中山独创性见解真的不多。正如许多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在这份上书中，孙中山提出了富强、治国四大纲领，即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孙中山认为，这四个方面是现代西方各国富强之大经，治国之根本，是中国继续发展应该遵行的道理，而不是只知道坚船利炮。
这些意见，在孙中山自己看来或许是有意义有价值，但是不要忘了，他的预设读者是李鸿章，那么从李鸿章立场看，这四点建议似乎就显得微不足道了，李鸿章对这四点意见不是一般的知道，而是知道得比这还要深。马建忠十几年前就在《上李傅相书》中讲述过西方强盛的根本原因不在坚船利炮，还有制度层面、文化层面的因素。在大清高官群体中早已知道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的道理，甚至知道民主，知道议院，知道立宪。即便拿孙中山这四条建议与康有为六七年前提出的“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建议相比较(《上清帝第一书(1888年12月)》，《康有为政论集》，6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不但是理论上不及后者，就其思想主旨似乎还没有康有为式的政治意识，而更多地则与早期改良主义者如冯桂芬、王韬以及郑观应等人的主张相仿或相同，并没有多少独到见解。((美)史扶邻：《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32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