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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和日籍弟媳的隐秘:两人到底发生过关系吗?

来源:讲历史2015-08-10 17:28:54责编:桂婷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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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导读】鲁迅和弟媳羽太信子任何时候都没有成为夫妇,但他们是否有过性关系呢?这是好多的人所怀疑的。
《书城杂志》陆续转来一些读者来信,要我谈谈鲁迅…
鲁迅和弟媳羽太信子任何时候都没有成为夫妇,但他们是否有过性关系呢?这是好多的人所怀疑的。
《书城杂志》陆续转来一些读者来信,要我谈谈鲁迅与羽太信子的关系。大家都己知道,鲁迅与周作人兄弟之情断裂,是鲁迅和羽太信子的矛盾引起的。鲁迅和羽太信子之间到底有过什么样的关系呢?一些学者和非学者己作了种种猜测,而到目前为止,他们猜测的唯一根据,是周作人致鲁迅的决裂信。为便于说明问题,且把这封决裂信的全文抄录于下:
鲁迅先生:
我昨日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难,——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
七月十八日,作人。
鲁迅和日籍弟媳的隐秘:两人到底发生过关系吗?

从这封信看,周作人是昨天(1923年7月17日)突然知道了—件“过去的事”,才写这封绝交信的。“基督徒”常被认为是忍辱负重的人,所谓“打他的左颊,会把右颊伸过去”。不是基督徒,就是说不是那种忍辱负重的人。那么,“过去的事”,在周作人看来,有辱于他,他是决不能接受的。“蔷薇的梦”似指过去设想兄弟怡怡的大家庭生活长期存在下去,这件“过去的事”,证明那设想的“虚幻”。现在所看到所醒悟的,或许才是“真的人生”。因此,他要改变过去的想法,开始新的不再是蔷薇梦式的生活,意即必须与鲁迅分手。当时周氏一家在八道湾十一号,周作人、羽太信子及子女住后院,母亲住中院,鲁迅和朱安住最南面的前院。不许鲁迅再到后院去,并请他“自重”,不但再次宣布与鲁迅决裂,而且要求鲁迅不再和羽太信子有任何接触。那么,“过去的事”,也就是鲁迅和羽太信子之间有什么纠葛的事。而这件事,只可能是羽太信子于7月17日告诉周作人的。
这件“过去的事”,到底是一件什么样的事呢?周氏一家,不论是周作人一边的人,还是鲁迅一边的人,都守口如瓶,讳莫如深。外界的人,对于鲁迅周作人决裂的原因,纷纷猜测,也莫衷一是。鲁迅逝世后,郁达夫于1938年写的《回忆鲁迅》中,对此事透露了一些说法。他说:“据凤举他们的判断,以为他们兄弟间的不睦,完全是两人的误解。周作人氏的那位日本夫人,甚至说鲁迅对她有失敬之处。”凤举,即张凤举,当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教师,周作人的好友。他透露的消息,大概有点来头。新中国成立后,鲁迅成了圣人,而且越来越神圣,兄弟之情的断裂已被说成完全是政治思想上的分歧,至于鲁迅和羽太信子的关系,连最有名气的《鲁迅年谱》和《鲁迅传》都避而不谈,成了鲁迅研究中的禁区。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八十年代初。
越是划为禁区,人们不免越是要窃窃私语。与其让人窃窃私语,倒不如把事情真相弄明白,才不致损伤鲁迅的真实的形象。1980年出版的《鲁迅研究资料》第4辑,第一次公布了周作人给鲁迅的那封决裂信,后来我在《文艺报》上看到倪墨炎君的《兄弟之情断裂》一文,认为鲁迅和羽太信子的矛盾是家庭经济问题引起的。全家搬入八道湾后,由信子当家。当时周作人是北大教授,又在几所学校兼课,每月收入在500元以上;鲁迅本工资每月300元,又有几所学校兼课收入。兄弟俩留下自己买书等的零花钱,每月交到信子那里总在600元以上吧。房租是不用付的。全家十一口,两名长雇佣工。人口虽多,但如安排得当,生活可以相当富裕,还可有点积余。信子用钱却不尚节俭,只图眼前,不但月月用完,还常常入不敷出。钱不够用,就要鲁迅去筹划,周作人是不管的。鲁迅只好借债,不断地还了老债,又借新债。这在鲁迅日记中都有记载。在这种情况下,鲁迅难免有一些要注意节俭的话,矛盾就此而起。这类矛盾周作人是不介入的。及至信子“告知”了“过去的事”,才导致周作人写那封决裂信。但倪氏的那篇文章,对于鲁迅和羽太信子的关系没有进一步探究。这之后,谈论鲁迅和羽太信子关系的文章逐渐多起来了,产生了种种猜测。
在种种猜测中,最捕风捉影、迹近造谣中伤者,要算千家驹。千家驹在香港发表文章,断言鲁迅和羽太信子原是夫妇。根据是《鲁迅日记》中记有“寄羽太家信”,“既称羽太为‘家信’,又经常寄款,可见羽太与鲁迅的关系不是一般的关系而是夫妇的关系”。其实,鲁迅从1912年起,一个人在北京工作,要不断向绍兴老家寄钱。而住在绍兴老家的周作人、羽太信子要不断向日本羽太家(有父母兄弟)有所接济。周作人和信子要求鲁迅直接从北京给日本羽太家寄钱,免得钱寄到绍兴再寄回日本,多费手续和邮费。有时周作人还从绍兴寄小包到北京,要鲁迅转寄日本,大概因为北京有日本邮局,寄递较为方便。因此,鲁迅日记中不断有往日本邮局“寄羽太家信”或“寄羽太氏信”的记载。千家驹置“寄羽太氏信”于不顾,又把寄“羽太家”的信,读成寄羽太的“家信”,实在是出奇的高明。在绍兴的羽太信子常在周作人给鲁迅的信上附笔问好,或一起署名,或附上短笺,因而鲁迅日记中常记有“得二弟及二弟妇信”。复信的情况也相似,鲁迅日记中就记为“寄二弟及二弟妇信”。1917年4月周作人到北京后,羽太信子有时就直接给鲁迅写信,鲁迅就记为:“得二弟妇信”或“得信子信”。鲁迅的复信多数与给二弟的信寄在—起,“寄二弟及二弟妇信”,也有少数单独寄信子的,“寄二弟妇信”。这些信件往来,鲁迅从不称为“家信”。从1912年5月鲁迅到北京,至1919年8月羽太信子到北京,这期间羽太信子在周作人或周建人给鲁迅的信上附笔或附笺25封,单独给鲁迅写信28封,其中20封集中在周作人到北京后生病期间,鲁迅在给周作人或周建人信时为信子附笔附笺36封,单独给信子写信3封(都在1917年周作人到京后)。从这种书信往来情况看,鲁迅和信子之间也没有什么特殊关系。千家驹既没有弄清羽太信子1912年以后是在日本还是在绍兴,也没有弄清1912年周作人和信子结婚已四年,就凭鲁迅日记中有“寄羽太家信”字样,骤然论断“鲁迅和羽太信子是夫妇”,其假设之大胆,论证之虚妄,实在令人惊叹!
鲁迅和羽太信子任何时候都没有成为夫妇,但他们是否有过性关系呢?这是更多的人所怀疑的。《书城杂志》编辑部转来一封读者来信说:“当时留学生和下女发生性关系是很普遍的。鲁迅当年正在青春期,和下女羽太信子发生关系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后来他在绍兴结了婚,周作人来日本时就把信子介绍了给他。到 1923年信子和鲁迅因家庭经济问题矛盾尖锐时,她就说出了这个底细。这就是周作人在决裂信中说的‘过去的事’,他当然是不能接受的。”但是在我看来,这种说法也是经不起推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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