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和日籍弟媳的隐秘：两人到底发生过关系吗？

鲁迅和弟媳羽太信子任何时候都没有成为夫妇，但他们是否有过性关系呢？这是好多的人所怀疑的。
《书城杂志》陆续转来一些读者来信，要我谈谈鲁迅与羽太信子的关系。大家都己知道，鲁迅与周作人兄弟之情断裂，是鲁迅和羽太信子的矛盾引起的。鲁迅和羽太信子之间到底有过什么样的关系呢？一些学者和非学者己作了种种猜测，而到目前为止，他们猜测的唯一根据，是周作人致鲁迅的决裂信。为便于说明问题，且把这封决裂信的全文抄录于下：
鲁迅先生：
我昨日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难，——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
七月十八日，作人。


从这封信看，周作人是昨天(1923年7月17日)突然知道了—件“过去的事”，才写这封绝交信的。“基督徒”常被认为是忍辱负重的人，所谓“打他的左颊，会把右颊伸过去”。不是基督徒，就是说不是那种忍辱负重的人。那么，“过去的事”，在周作人看来，有辱于他，他是决不能接受的。“蔷薇的梦”似指过去设想兄弟怡怡的大家庭生活长期存在下去，这件“过去的事”，证明那设想的“虚幻”。现在所看到所醒悟的，或许才是“真的人生”。因此，他要改变过去的想法，开始新的不再是蔷薇梦式的生活，意即必须与鲁迅分手。当时周氏一家在八道湾十一号，周作人、羽太信子及子女住后院，母亲住中院，鲁迅和朱安住最南面的前院。不许鲁迅再到后院去，并请他“自重”，不但再次宣布与鲁迅决裂，而且要求鲁迅不再和羽太信子有任何接触。那么，“过去的事”，也就是鲁迅和羽太信子之间有什么纠葛的事。而这件事，只可能是羽太信子于7月17日告诉周作人的。
这件“过去的事”，到底是一件什么样的事呢？周氏一家，不论是周作人一边的人，还是鲁迅一边的人，都守口如瓶，讳莫如深。外界的人，对于鲁迅周作人决裂的原因，纷纷猜测，也莫衷一是。鲁迅逝世后，郁达夫于1938年写的《回忆鲁迅》中，对此事透露了一些说法。他说：“据凤举他们的判断，以为他们兄弟间的不睦，完全是两人的误解。周作人氏的那位日本夫人，甚至说鲁迅对她有失敬之处。”凤举，即张凤举，当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教师，周作人的好友。他透露的消息，大概有点来头。新中国成立后，鲁迅成了圣人，而且越来越神圣，兄弟之情的断裂已被说成完全是政治思想上的分歧，至于鲁迅和羽太信子的关系，连最有名气的《鲁迅年谱》和《鲁迅传》都避而不谈，成了鲁迅研究中的禁区。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八十年代初。
越是划为禁区，人们不免越是要窃窃私语。与其让人窃窃私语，倒不如把事情真相弄明白，才不致损伤鲁迅的真实的形象。1980年出版的《鲁迅研究资料》第4辑，第一次公布了周作人给鲁迅的那封决裂信，后来我在《文艺报》上看到倪墨炎君的《兄弟之情断裂》一文，认为鲁迅和羽太信子的矛盾是家庭经济问题引起的。全家搬入八道湾后，由信子当家。当时周作人是北大教授，又在几所学校兼课，每月收入在500元以上；鲁迅本工资每月300元，又有几所学校兼课收入。兄弟俩留下自己买书等的零花钱，每月交到信子那里总在600元以上吧。房租是不用付的。全家十一口，两名长雇佣工。人口虽多，但如安排得当，生活可以相当富裕，还可有点积余。信子用钱却不尚节俭，只图眼前，不但月月用完，还常常入不敷出。钱不够用，就要鲁迅去筹划，周作人是不管的。鲁迅只好借债，不断地还了老债，又借新债。这在鲁迅日记中都有记载。在这种情况下，鲁迅难免有一些要注意节俭的话，矛盾就此而起。这类矛盾周作人是不介入的。及至信子“告知”了“过去的事”，才导致周作人写那封决裂信。但倪氏的那篇文章，对于鲁迅和羽太信子的关系没有进一步探究。这之后，谈论鲁迅和羽太信子关系的文章逐渐多起来了，产生了种种猜测。
在种种猜测中，最捕风捉影、迹近造谣中伤者，要算千家驹。千家驹在香港发表文章，断言鲁迅和羽太信子原是夫妇。根据是《鲁迅日记》中记有“寄羽太家信”，“既称羽太为‘家信’，又经常寄款，可见羽太与鲁迅的关系不是一般的关系而是夫妇的关系”。其实，鲁迅从1912年起，一个人在北京工作，要不断向绍兴老家寄钱。而住在绍兴老家的周作人、羽太信子要不断向日本羽太家(有父母兄弟)有所接济。周作人和信子要求鲁迅直接从北京给日本羽太家寄钱，免得钱寄到绍兴再寄回日本，多费手续和邮费。有时周作人还从绍兴寄小包到北京，要鲁迅转寄日本，大概因为北京有日本邮局，寄递较为方便。因此，鲁迅日记中不断有往日本邮局“寄羽太家信”或“寄羽太氏信”的记载。千家驹置“寄羽太氏信”于不顾，又把寄“羽太家”的信，读成寄羽太的“家信”，实在是出奇的高明。在绍兴的羽太信子常在周作人给鲁迅的信上附笔问好，或一起署名，或附上短笺，因而鲁迅日记中常记有“得二弟及二弟妇信”。复信的情况也相似，鲁迅日记中就记为“寄二弟及二弟妇信”。1917年4月周作人到北京后，羽太信子有时就直接给鲁迅写信，鲁迅就记为：“得二弟妇信”或“得信子信”。鲁迅的复信多数与给二弟的信寄在—起，“寄二弟及二弟妇信”，也有少数单独寄信子的，“寄二弟妇信”。这些信件往来，鲁迅从不称为“家信”。从1912年5月鲁迅到北京，至1919年8月羽太信子到北京，这期间羽太信子在周作人或周建人给鲁迅的信上附笔或附笺25封，单独给鲁迅写信28封，其中20封集中在周作人到北京后生病期间，鲁迅在给周作人或周建人信时为信子附笔附笺36封，单独给信子写信3封(都在1917年周作人到京后)。从这种书信往来情况看，鲁迅和信子之间也没有什么特殊关系。千家驹既没有弄清羽太信子1912年以后是在日本还是在绍兴，也没有弄清1912年周作人和信子结婚已四年，就凭鲁迅日记中有“寄羽太家信”字样，骤然论断“鲁迅和羽太信子是夫妇”，其假设之大胆，论证之虚妄，实在令人惊叹！
鲁迅和羽太信子任何时候都没有成为夫妇，但他们是否有过性关系呢？这是更多的人所怀疑的。《书城杂志》编辑部转来一封读者来信说：“当时留学生和下女发生性关系是很普遍的。鲁迅当年正在青春期，和下女羽太信子发生关系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后来他在绍兴结了婚，周作人来日本时就把信子介绍了给他。到 1923年信子和鲁迅因家庭经济问题矛盾尖锐时，她就说出了这个底细。这就是周作人在决裂信中说的‘过去的事’，他当然是不能接受的。”但是在我看来，这种说法也是经不起推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