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第一凶案'考辨：宋教仁难逃遇刺悲剧

“霹雳一声，阴霾尽揭，至此袁世凯、赵秉钧授意杀宋已成铁案。”这段话是国民党喉舌、上海《民立报》1913年4月25日的通栏标题。当年3月20日上海火车站月台上的一声枪响，既宣告了国民党立宪派领袖宋教仁的遇难，也揭开了民国历史上“二次革命”的序幕。时隔百年，这桩民国历史“第一凶案”仍然是一道供历史学家和时人观察、分析民初中国政治现代化曲折走向的鲜活伤口。
血案余波与密电疑云
宋案事发后不久，凶手武士英即暴毙于监狱，虽然国民党控制下的《民立报》也承认，经过红十字会西医柯司之彻底验尸，“已属非毒而毙”，但坊间始终流传为袁世凯授意所灭口。
颇值得玩味的是，宋教仁是至死也未尝疑袁。临终前，他口授遗嘱，由《民立报》全文刊登，自陈于3月20日“在车站突被奸人自背后施枪弹，由腰上部入腹下部，势必致死……”请求袁世凯，“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家得确定不拔之先发，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临死哀言，尚祈见纳”。
在宋案爆发7年后的1920年，袁世凯之子袁克文在上海《晶报》三日刊以连载形式发表署名“寒云”的《辛丙秘苑》，讲述1911至1915年之间的所见所闻。在标题为《暗杀宋教仁》一节里，袁克文极力否定了“先公”袁世凯与宋案的关联。他称，案件之所以无法公开审理，公布真相于大白，是因国民党方面的责任，因为“期时应(桂馨)已就狱……而北方(袁世凯北京政府)之实力尚未达于沪，而赵(秉均)、洪(述祖)又不自承”。所以，袁世凯才坚决不肯让赵秉钧到上海受审，要求将应氏提解入京讯问。袁克文对袁世凯主使下令暗杀应桂馨一事，倒是毫不避讳：应桂馨越狱后，连同洪述祖发表了数通“平反冤狱”的通电，并于1913年10月由青岛辗转至北京，寄居于京剧名角谭鑫培家中，每天“纵酒寻芳，大张花宴”，其上海旧相好胡翡云也自上海来京，在余庆堂搭班。俩月后，应桂馨迁居李铁拐斜街同和旅馆，父亲和妻子也随后来京，在放胆招摇之余，
应氏向袁世凯要求“勋二位”和50万元赏金。此等行为自然为其带来了杀身之祸，1914年1月17日晚，即有数条彪形大汉以搜查烟土为名，进入樱桃胡同胡翡云宅邸搜捕，惊恐万状的应氏次日即搭乘客车试图逃至天津，然而却于头等车厢被军政执法处侦探长郝占一与侦探王双喜刺死。沈阳《盛京日报》报道此案时说：“火车行至杨村相近，突有人出刃将其(应桂馨)刺死。当应坐在头等车位时，因房暖只着白绸衫，曾有两人带枪保护，而竟出不防，连伤两刃，且刺客得以免脱，可谓奇也。”故此诸多民国史家诘问，倘若袁氏与刺宋无关，何不将应氏就地逮捕公审，并将其中阴谋告之天下，再度作为一枚利器打击已在“二次革命”中元气大伤的孙、黄等国民党领袖，反而匆忙将其灭口?
洪、应二人之行为是否为袁氏直接授意?于应宅中所搜出之57件密电信函，一直被认为是袁氏通过赵秉钧、洪述祖指使应氏行凶刺宋的铁证，然而这些函件多以隐语写就，解读起来歧义与探讨空间极大。1930年2月1日洪述祖向应氏发去密信，文称“大题目总以做一篇激烈文章方有价值”，被诸多史家称为以暗语要求后者筹划谋刺行动。然而应氏致赵秉钧的密电，核心内容即是宣称自己已向日本方面购买了孙、黄、宋等人驻日策划革命、组织同盟会期间的私密丑闻，包括“黄兴下女合像”、“宋犯骗案刑事提票”，并信誓旦旦地宣称“用照片辑印10万份，拟从横滨发行，一旦公布，则国民党名声扫地”。4日，洪氏回电，声称此消息密电“呈总统(袁世凯)阅后，色颇喜悦”。不过这只能直接证明，袁氏对应夔丞意欲罗织罪名，毁谤国民党孙、黄、宋等人的构思知情并表示默许。然而很明显，这些材料要么实为编造，破绽百出，使应氏感到根本拿不出手，要么就是子虚乌有，所以到了3月6日，洪述祖就在密信中怒斥应氏谎报消息妄图领功，责令其赶紧善后。所谓“此刻既原件无有，连抄本亦无有，殊难启齿。足下明眼人，必须设一妥法(总以取印件为要)，或有激烈之举，方可下手也(譬如邓系激烈似较好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