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武帝为何纵容手下奢靡：要群臣一齐玩物丧志

相比较那些地痞，以及由地痞转化的官痞来，文学家的流氓化显然更具有“影响力”，称他们是“流氓精英”并不“过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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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及“精英”流氓化朝代，西晋当列头牌。西晋以奢侈成风闻名，彼时社会虽贫富悬殊，但享乐主义至上。整个社会弥漫着“我堕落我快乐”。

尽管享乐主义打破了虚伪的礼法，肯定了人的自然属性，并直率地加以表现，但其根本上是非理性的，是以吃喝玩乐的兽性化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所以，享乐主义主宰下的社会，“道德沦丧、风气败坏”必随之而来。

彼时，精英阵营也呈“两极分化”。以石崇为代表的一部分社会精英主动下水，追逐世风，助长奢侈，混迹官场，敛财斗富。当然，也有另一部分精英看不惯这一切，力图避世隐居，超然物外。但是，隐居的精英显然不敌斗富的精英。隐居作家群——“竹林七贤”的带头大哥嵇康被皇帝砍了头，而斗富作家群的带头大哥石崇却备受皇帝宠爱。

石崇之所以在当时“声名大噪”，靠的不是文学作品，而是“斗富”。能捞钱、能“显摆”，是这个时代宠儿“才气”的“精华”所在。

石崇在捞钱方面“出类拔萃”。当然，他的生财之道，靠的也不是“版税”，而是权位——职场官位。他当过省级地方大员，曾任荆州刺史。在任期间，不爱造福于民，专爱“打家劫舍”。史书称他在荆州“劫远使商客，致富不赀。”这就是他的致富手段——令人不齿的“官盗”。

以石崇为代表的文学家，全然失去了社会“是非观”甚至羞耻心，全力追求以“实惠”为目的行为方式。通过“如厕换新衣”，“蜡烛当柴火”、“击碎珊瑚树”等具有几分“传奇”色彩的斗富故事，可以看出石崇在世风日下下，起到的是多么不良的导向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