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嬉皇帝明武宗朱厚照的一生,几乎都是和“豹房”联系在一起的。如果开列出历代“昏君”的名录,朱厚照一定会名列其中,说不定排列名次还会靠前,因为他的“豹房”的确会让人觉得真够荒唐的。但是,如果你仔细阅读《明史》,也许你就会发现,明武宗的一生,其实是有着很明显的双面性格的。
明武宗朱厚照其人,谈不上残暴昏庸,要害在于荒嬉胡闹,其恣意妄行的程度,说起来简直让人瞠目结舌,啼笑皆非。
朱厚照即位的第二年(公元1507年)秋,就在紫禁城外修建了一座殿院阁楼,水榭假山都不亚于皇宫,且密布暗道机关的“豹房”,并收集各地美女,充当“豹房”乐妓,以供自己淫乐。他在京城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豹房”里度过的,而且,最后他也是死在“豹房”。所以,称其为“豹房”皇帝,乃名符其实也;他还喜欢到全国各地巡游,在其中的一次游玩中,还整出一个“游龙戏凤”的故事来,给后来的小说家和剧作家们提供了写书编戏的风流好素材;他也不太理政事,从正德元年(1506年)起,司礼太监
刘瑾就在他手里一步步做大,后来还险些夺了他的皇位;他还喜欢学他的先祖朱元璋、
朱棣,炫耀武功,并封自己为“威武大将军总兵官朱寿”;更有趣的是,正德十四年(1520年),宁王朱宸濠在江西造反,这位威武大将军亲率大军从京城出发前去平叛,还未走到半路,密探来报,反己被副都御史王守仁平息了。于是,武宗派心腹太监前去和王守仁商量,让王副都御史先把宁王放了,再由威武大将军亲自去擒拿,所以,王守仁先是瞒功不报,待武宗在南京城上演了一出亲擒宁王,显其赫赫武功的英雄大戏后,才宣布平叛大功告成。
就是这么一个主儿,怎么看也是一个瞎胡闹的昏君,可历史恰恰又给出了明武宗
朱厚照不同的另一面。
朱厚照虽然不太理政事,但用人权却从未委与他人,因此,皇帝虽荒嬉,朝政却都有主事大臣料理,使得朝政并未荒废;对做大谋反的亲信太监刘瑾,朱厚照在正德五年(公元1511年)也果断地将其诛杀;最值得一书的是,当正德十二年(公元1518年)瓦剌小王子在阳和、应州犯境时,威武大将军亲率六军,与小王子激战五日,遂大败蒙古人,取得应州大捷,使蒙古人其后几年不敢犯境;更有意思的是,大捷后的朱厚照亲自给自己颁诏奖励,敕曰:“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朱寿亲统六师,肃清边境,特加封镇国公,岁支禄米五千石。吏部如敕奉行。”;也许是巡游时在江湖上混过,朱厚照还很有点江湖义气,临死前还设法保护他喜欢的太监和宠妃。
正德十五年(1521年)九月秋,朱厚照带着宫妃和太监坐船在白洋淀中钓鱼玩耍,谁知突遇大风,舟覆落水,武宗虽被救起,但却自此染病。正德十六年武宗病危时,谕司礼监曰:“朕疾不可为矣,其以朕意达皇太后,天下事重,与阁臣审处之,前事皆由朕误,非汝曹所能。”上述让司礼监太监记录的遗诏大意是:我不行了,把我的意思传达给皇太后,国政大事,要与内阁大臣商议处理,以前荒嬉误国之事都是按我的主意干的,不关你们这些人的事。把所有的误国坏事都揽在了自己的身上,这就是三十一岁的明武宗,在面对死亡时,充满江湖义气的人生另一面。
然而,历史还极有讽刺意味地告诉我们,荒嬉的朱厚照竞然对他所崇拜的先祖朱元璋制定的祖制也进行了“修正”。
据明人王绮的笔记《寓圃杂记》记载:“吴中自号繁华,自张氏之据,虽不被屠,人民迁徙实三都,戍远方者相继……邑里萧然,生计鲜薄,过者增感。正统、天顺间,余尝入城,咸谓稍复其旧,然尤未盛也。迨成化间,余恒三、四年一入,则见其迥若异境,以至于今,愈益繁盛……人性益巧而物产益多,至于人才辈出,尤为冠绝。”在这里,笔记把明初至正德年间,江南城市的演变轨迹描述得一清二楚:吴中本是繁华之地,因曾是张士诚的根据地,故朱元璋建国后,对此地采用了歧视政策。虽百姓未遭屠戮,但,或迁徙富户充实都城,或发送黔首远戍边关,因此,弄得“邑里萧然,生计鲜薄”。直至明英宗
朱祁镇的正统、天顺朝,才略有恢复,而到了明武宗朱厚照治下的正德年间,随着经济的复兴,江南“愈益繁盛”,且“人材辈出,尤为冠绝”。
为什么不是在朱厚照所崇拜的“雄主”明太祖
朱元璋或明成祖朱棣手上,江南得以繁盛?而恰恰是在荒嬉的“豹房”
皇帝朱厚照治下,江南的经济和文化才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呢?这一吊诡现象是怎样产生的呢?是明武宗采取了什么特别得当的措施吗?当然不是。窃以为,其根本原因在于明中叶以后,统治者的实际控制力己经削弱了,使得江南走出了明初歧视政策的压制,从而逐步获得了一个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长期被压抑的经济和文化的活力终于被激活了,这才使江南得以繁盛。统治者控制力的被削弱,对于一个企图代代相传的专制王朝来说,可能是个坏预兆,但对激活民智和刺激社会进步,却是一个好兆头。这也算是“昏君”对“雄主”政策的一种“修正”吧!
“昏君”朱厚照对“雄主”朱元璋的“修正”还有一个经典的例子。朱元璋重视教育,国子监学生的饮食都由朝廷免费提供。可是伙食很差,学生受不了,一个叫赵麟的学生在国子监里贴出一张壁报抗议。按照校规,这是“毁辱师长罪”,该先打一百大板,然后发配充军。但朱元璋知道后,认为“毁辱师长”之风不可长,不仅砍了赵麟的头,还在国子监立了一根长竿,将血淋淋的人头挂在竿上,以儆效尤。说来可怖也可笑,直至“豹房”皇帝南巡到了南京国子监,看见一根长竿竖在校园,感到很奇怪,问此为何物?教师回答是太祖皇帝挂学生人头用的。武宗听后,很不以为然,并说了句很朴实的“名言”:学校岂是刑场?撤掉了罢!从朱元璋竖竿子算起,到朱厚照撤竿子为止,这根恐怖的血竿子在南京国子监一共竖了一百二十六年。
明武宗朱厚照只活了三十一年,而在位的十六年,也是充分展示其双面人性的十六年。《明史.本纪十六.武宗》是这样评价朱厚照的:“明自正统以来,国势浸弱。毅皇(武宗)手除逆瑾(刘瑾),躬御边寇,奋然欲以武功自雄。然耽乐嬉游,昵近群小,至自置官号,冠履之分荡然矣。犹幸用人之柄躬自操持,而秉钧诸臣补苴匡救,是以朝纲紊乱,而不底于危之。假使承孝宗遗泽,制节谨度,有中立之操,则国泰而名完,岂至重后人之訾议哉。”
以上评论,不仅是清人张廷玉对明武宗朱厚照的准确评价,也应视之为,后人在客观的评价前人功过时的行为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