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海战中邓世昌殉国之谜：邓世昌究竟怎么死的

邓世昌简介：邓世昌(1849年10月4日-1894年9月17日)，汉族，原名永昌，字正卿，广东广府人，原籍广东番禺县龙导尾乡(广州市海珠区)，清末海军杰出爱国将领、民族英雄。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时为致远号巡洋舰管带，1894年9月17日在黄海海战中壮烈牺牲，谥壮节公，追封太子少保衔。有《邓世昌传》、《英雄邓世昌》等多部文学、影视、戏曲作品歌颂其丰功伟绩与英雄壮举，有墓冢、纪念馆等多处可供纪念、瞻仰、凭吊。
关于邓世昌殉国的说法，大致有三种。
第一种说法，是“与舰同沉”。主要以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和蔡永康《中东战纪本末》记载为依据，他们认为在中日海战中，“致远”舰不幸被敌舰围攻，受伤累累，舰体倾斜，炮弹即将用尽，管带邓世昌临危不惧，沉着指挥，号召部下“从公为国”，“置生命于度外”，“有死而已”，下令“鼓快车”，直冲敌人先锋队指挥舰“吉野”号，准备与之相撞，同归于尽。“吉野”号见势不妙，慌忙躲避。“致远”舰在日方快炮的密集进攻下，不幸又中鱼雷，致使舰身破裂，大量进水，“顷刻沉没”。邓世昌与全舰官兵壮烈殉国。此说最为通行，电影《甲午风云》即据此描绘的。
第二种说法，是“扼犬同沉”。据《清史稿邓壮杰公事略》记载，当“致远”舰冲向“吉野”时，被“吉野”舰发射的一枚鱼雷击中，致使锅炉迸裂，舰体下沉，邓世昌和250名官兵同时落入滚滚的黄海波涛之中，临难之时，邓世昌感慨地说：“吾志靖敌权，今死于海，义也。何求生为!”舰进水后，他还站在水中怒骂敌寇。侍从刘忠把浮水梃向他投去，他拒不接受。此时，恰好有一艘中国鱼雷艇驶来，艇上水手高呼：“邓大人，快上扎杆!”邓世昌并不理会，铿锵有力地表示“阖舰俱尽，义不独生”。他的随身爱犬游到身边，衔住他的胳膊不让他下沉，被他毅然推开。爱犬不忍离去，又衔住他的辫发。邓世昌“望海浩叹，扼犬竟逝”，望着血染的大海，发出长声的叹息，扼住犬首，一起沉入海底。
第三种说法，是“义不独生”。时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1894年10月5日上皇帝《奏请优恤大东沟海军阵亡各员折》和曹和济《律门奉使记闻》以及《番禹县续志》均有记述，说邓世昌坠海之后，侍从刘忠用浮水挺援救，被他拒绝，后又被别舰将士奋力救起。但他目睹全舰荡没、官兵都身葬大海的惨状，悲痛欲绝，义不独生，于是再次投入大海，壮烈牺牲。
和历史上许多战事一样，一些细节均扑朔迷离，中日甲午海战中邓世昌的殉国经过亦如此。由于当时参战的中日双方在海面上来往厮杀、纠缠混斗、炮烟弥漫，难以辨认。“当猛战时，两军舰旗帜俱毁，各不能辨其孰为敌舰，其略可识认者，仅在船之颜色形模”而已。加之“致远”号的官兵大部分战死，因而对邓世昌牺牲的情形，仅靠旁观者的想像和叙述，未免不无出入，流传至今，说法各异。第一、第三种说法均有当事人记载，特别是第一种说法流传甚广，散见各类著述。第二种说法虽然不见当事人记载，但也有声有色，亦有可信之处。这就有待于史家继续考证了。但纵观时代背景，笔者愿意相信邓世昌“扼犬自沉”的说法。

甲午海战中，北洋水师将领除了致远舰邓世昌“扼犬自沉”之外，镇远舰护理管带杨用霖“吞枪自杀”，提督丁汝昌、定远舰管带刘步蟾、镇远舰管带林泰曾等一些海军主要将领，选择了“吞食鸦片”的自杀方式。选择自裁的方式作为了断，这是古往今来的军界中颇为流行的一种做法，但笔者对邓世昌在最后关头执意求死的举动，还是持保留意见的：邓世昌不应该采取“扼犬自沉”的自裁方式。
其实，黄海大对决之后，北洋海军虽然损失惨重，丧失五舰，但是舰队的主力舰“定远”和“镇远”战斗力依然强劲。与此同时，日本联合舰队也是损伤严重，实力大减。对北洋海军来说，还可以整合剩下有生力量，修理受伤战舰，等待时机与日本联合舰队决一雌雄的。邓世昌是中国第一批优秀的现代海军军官，自福建马尾船政学堂到北洋水师，其间历练凡二十余年，具备了丰富的航海专业知识及海战实战经验，是中国海军的宝贵人才，即使一次战败，还可以继续为北洋水师服务。可惜，刘，林，邓，杨这四名优秀的中国第一批现代军官，全部在甲午战争中自杀殉国。
历史证明，邓世昌战败可惜而不可耻，真正可耻的是北洋海军的主要负责人。他们被血战打掉锐气，竟将还保存着大小十几艘完好的战舰拱手交给了日本海军。丁汝昌是在投降书上加盖了提督大印后吞食鸦片自杀的，像他这样的指挥官即使畏罪自杀，也是不能逃脱后世审判的。可耻的还有清廷统治者，他们更应承担历史罪责。由于统治集团主战、主和意见分歧，相互掣肘，事先既未组成专门的作战指挥机构，更无统筹全局的战略指导，始寄希望于俄、英等国的“调停”，继则在海陆战端已启的情况下仓促宣战，岂能不败?!
邓世昌等海军将士壮烈殉国后，清廷对他们抚恤极为优厚。光绪皇帝赐予邓世昌“壮节”谥号，许邓入祀京师昭忠祠，追赠太子少保，又亲撰輓联“此日漫挥天下泪，有公足壮海军威”。光绪又拨十万两银，在邓世昌家乡广东番禺修建邓氏宗祠，又派钦差大臣向邓母赐匾，可谓极尽哀荣。但是，这仍然难掩清朝政府的腐败无能和北海水师军官们错综复杂的心态。
今天，我们已经很难理解邓世昌当时“望海浩叹，扼犬竟逝”的心境了，仰或对战败的自责?仰或对日寇的愤怒?仰或恐惧朝廷惩罚?仰或愧对国家恩厚?仰或对清廷的失望?如此，还不如归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