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他是如何从晚清能臣到窃国巨贼的转变

1895年12月，袁世凯向清廷提交了名为《为练新建陆军上督办禀》的报告，提出“必须参用泰西军制，始可照西法操练”。在接手李鸿章新办的“定武军”之前，袁世凯表达了他对编练这支新式陆军的思路。甲午战争败绩，洋务运动数十年成果北洋海陆军尽没。1894年11月，清政府下令成立“督办军务处”，以恭亲王奕为督办，庆亲王奕劻为帮办，翁同龢、李鸿藻、荣禄等人为会办，“参酌中外兵制”，着手编练新军。清廷军务处建立后，朝中地方大员曾有过一次关于军事改革的大讨论。重练西式新军费力费钱费时，多数大臣并不热心。首先提出军制改革的人并不是袁世凯，而是受命在天津办理东征粮台的广西按察使胡燏棻。
《清史稿·兵志》载，胡燏棻在1895年倡议，建立一支在军械和军制上都沿袭西方部队的新型陆军。他建议在北洋辖区训练5万人，在南洋辖区训练3万人，广东和湖北各训练2万人，其余省份各练1万人。胡燏棻在编练定武军时指出了清朝旧军队的荒谬：“军需如故，勇额日缺，上浮开，下折扣，百弊丛生。”当时湘、淮各军武器装备混乱，阵法陈旧，“同属一军，而此营与彼营之器不同，前膛后膛，但期备数，德制奥制，并作一家”，“攻守之法，又沿旧习”。显然，这些问题早是积习，如果不是甲午之败，国将不国，胡燏棻的军制改革也不会有任何回音。

1894年11月，胡燏棻接到清政府督办军务处令其“主练兵”的任命，在天津附近马厂屯驻，募兵训练，聘德员汉纳根为教习，开始编练新式军队。次年春，胡燏棻初步编练成“定武军”，于9月移驻距天津东南70里处的新农镇小站，那里原是淮军周盛传、周盛波所统领盛字营的驻地。鉴于旧军队的弊端，胡燏棻在编制、训练、战术、武器等方面均一改湘、淮各军的旧习，而使用德国陆军的模式。据他在向清廷的上奏中称：“此次创练新军，一切操练章程，均按照西法办理。”然而胡燏棻练兵不到一年，定武军的军权就转交给了袁世凯，决策的原因，是清廷认为，袁世凯更懂军事。
在清末大臣中，胡燏棻算是视野开阔，颇有胸怀，然而他毕竟没有近代军事的学识和军旅历练。当时清廷真正懂得西方近代军事知识的将领也是凤毛麟角。对于现代军事人才的匮乏，清末中国军事历史研究者、美国军官拉尔夫·鲍威尔指出了长期以来清代选择将领的缺陷：“中国人的失着是假定只需有蛮力和勇气就可以成为将才”，武举考试的核心就是举石锁和拉弓射箭之类。
实际情况更糟。由于绿营武装已腐朽多年，依附绿营制度的武举制度选拔出来的武生很难在传统军队中找到职位。“至少是在19世纪末期，多数武举出身的人都没有在军队中服役，而正式的将领则很少有人出身武科。”人才匮乏如此，袁世凯此时被举荐编练新建定武军，不过是他此前在朝鲜有限的军事经历，让他获得了“知兵”的声誉。